江西
1935年2月，贵州娄山关，红三军团第12团政委钟赤兵带队投入战斗。那时的他只有21岁，刚经历长征初期的连续转战，却在一次冲锋中被黔军子弹击中右腿。枪声、山风和喊杀声混在一起，改变了他此后几十年的人生轨迹。
娄山关是黔北要地。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因敌情变化转回贵州，准备再次向遵义方向行动。黔军在王家烈部的部署下，凭借险要地形固守关口，红12团、红13团承担了突击任务。
红13团先行接战，钟赤兵原本想让部队稍作休整。连续行军之后，战士们已经十分疲惫，但战场上机会稍纵即逝。看到前方已经打响，他和团领导商量后，决定立即投入兵力，不能让先头部队孤军苦撑。
战斗异常激烈。黔军装备虽不如中央军精良，但守在山口，依托工事和地形，抵抗并不弱。红12团第一营伤亡增加，钟赤兵见状，顾不上指挥位置，赤着上身，提刀冲到前面。
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小腿。
警卫员起初以为他只是被石头绊倒，追近后才发现伤口不断渗血。几层布条很快被染红，钟赤兵却没有立即撤下火线，仍撑着身体组织冲击，直到战斗结束，才被送往后方。
伤势比想象中严重。子弹打碎了骨头，受伤后又没有及时得到有效救治，右腿很快出现感染。遵义当时虽然已被红军控制，但医疗条件十分有限，手术工具甚至只能用农具和简陋的木工锯，麻醉药也难以找到。
医生只能截肢。
手术后的钟赤兵并没有真正脱离危险。长征途中缺医少药，伤口反复感染，截肢不得不一再上移，最终到了大腿中部。这个年轻的红军干部，失去了整条右腿。
他曾低声说：“我才21岁，以后还能不能带兵打仗？”
这句话并非一时软弱。对一个长期在部队中成长起来的指挥员而言，失去行动能力，意味着原有的作战方式被彻底打破。更现实的问题是，红军正在行军，重伤员很可能要留下，由地方群众照料。
钟赤兵不接受这个安排。
当时，负责干部休养和伤员安置工作的朱良才，也是一名身负旧伤的红军干部。长征过湘江前后，他因腰伤化脓，才没有随红34师继续承担后卫任务，后来进入干部休养系统，担任中革军委总医院政委兼干部休养连党支部书记。
钟赤兵得知自己可能被留在老乡家里，情绪一度失控。据他晚年回忆，当时竟把手枪藏在被子下面，准备如果朱良才进门宣布留下，便开枪逼迫对方，甚至做好了自尽的打算。
这件事多年后才被他亲口说出。
朱良才进屋后，没有用命令式的口气劝他，而是直接安排担架和牲口，说道：“你放心，我给你四个人、两头牲口，一定把你带走。”
这句话让钟赤兵安静下来。对一个刚刚失去右腿、又担心被部队抛下的年轻人来说，能够继续随军行动，比任何安慰都更有分量。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后来到医院看望伤员。毛泽东认出了曾在战斗中负伤、并获得红星奖章的钟赤兵。面对这个不愿离队的年轻干部，毛泽东明确表示，钟赤兵有战功，不能把他留下，哪怕抬，也要让他跟部队一起北上。
于是，钟赤兵进入干部休养连。
担架能走的地方，由战士们抬着；遇到悬崖、陡坡和冰雪路段，担架无法通行，他便拄着拐杖一点点挪动。下坡时，有时只能顺势翻滚。警卫员回忆，他过雪山时常常不让人抬，宁愿自己慢慢爬。
有一次，干部休养连渡过赤水河时遭到敌军包围。连队能够作战的人员不多，既要开火阻击，又要掩护伤员撤退。钟赤兵几次要求把自己放下，别拖累队伍，抬他的战士却没有答应，始终一边战斗，一边将他带离险境。
1935年12月，钟赤兵与干部休养连战士危秀英结为夫妻。长征途中能够相互扶持走下来的红军伴侣并不多，这段婚姻也伴随着极其特殊的战争经历。
新中国成立后，钟赤兵长期在军队和地方担任领导职务。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因战争中失去右腿，被人们称为“独腿将军”。不过，他很少把残疾当成值得反复谈论的资本，对当年帮助过自己的战友，却一直记在心里。
晚年探望朱良才时，钟赤兵提起那段往事，面带愧色地说：“朱政委，当年我把枪藏在被子底下，差点就把你打了。”
朱良才听完并未责怪，只是明白，一个年轻伤员当时承受的，不仅是伤口的疼痛，还有被迫离开部队的恐惧。正因为那句“我带你走”，钟赤兵才有机会继续走完长征，也才没有被命运停在贵州的那间简陋病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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