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与历史｜当解剖自己的刀，变成了“个人新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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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在什么情况下，思考自己的种种会被叫做“内耗”，而又在什么情况下，它会被称为“个人新闻主义“？后面这个词是《耶鲁评论》编辑梅根·奥罗克说评价薇薇安·戈尔尼克时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戈尔尼克的个人新闻主义预演了二十世纪初新一代女性主义者作品的许多特点，她们通过讲述个人故事来揭示更广泛的社会议题。”

而《巴黎评论》的出版人莫娜·辛普森说的是：“戈尔尼克……成功地完成了她那极其宏大的内心叙事工程——以大胆、深沉的幽默，以此刻从书页中向我们诉说的那个自我对她那许多曾经的自我的灼烈质疑，完成了这一工程。“这两个评价非常适合放在一起思考，来回答开头那个问题。

许多第一人格的叙述（是的，即便它们化为文字，被称为随笔或者回忆录）缺乏”第二人格“的摩擦，会走向封闭和窒息。这不仅仅是对自我的扫描不够致密的问题，而是一系列复杂问题的综合结果：作为一个社会人的阅历、视野和思考深度，再叙述的能力，是否对自我和他人坦诚，是否可以接受坦诚之后的种种……在这些问题上，戈尔尼克女士是翘楚。另一个翘楚是安妮·艾尔诺，但是她的手术刀长得和戈尔尼克很不一样，性质类似于小说和评论的差异。

《即使不会游泳，也要浮出水面》是戈尔尼克第三本简中书。不是《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那样完整的人生故事，也不是《怪女人和一座城》那样的整体思考，而是诸多议题的合集。对我来说，其中一篇文章，即讲述戈尔尼克早年在饭店做侍应生经历的《卡茨基尔往事》，以一个恰到好处的尺寸补上了前两本甚至其他文章的背景：一个在复杂的阶级、财富、性以及欲望之海里沉浮过的年轻女人，是如何为之后的伶牙俐齿奠定了底色。原来你是这样的戈尔尼克。一切都变得通顺合理，又或者说，你在看到她那闪闪发光的手术刀解剖自己过往的时候，会明白她何以下刀下得那么准。这刀，你看第一篇《一份悼念》就可以见其锋利。

但是话说回来，这锋利到了最后译者与年入九旬的戈尔尼克的邮件访问里，全然不是那么回事。这就是一份普通对话。戈尔尼克的刀锋需要在她的“内心叙事工程”里反复打磨，不走入那个工程，她就只是那个“在纽约街头漫无目的地游荡，一个牙尖嘴利、写出过几篇文章的”女人。

经出版方“万镜 Mirror Forest”授权，我们摘选了其中一篇分享给读者。

我所理解的女性主义

《村声》派我去完成调查报道“这些妇女解放运动者”。那是1970年11月。“那是什么？”我问编辑。一周后，我就成了她们中的一员。

前三天，我见到了泰-格瑞斯·阿特金森、凯特·米利特、舒拉米斯·费尔斯通；接下来的三天，又见了菲利斯·切斯勒、埃伦·威利斯、阿利克斯·凯茨·舒尔曼。她们齐声说话，我能听清她们每个人说的每一句话。更确切地说，我听到她们其实都在说着同一件事。那一周的交谈在我脑海中烙下了一个清晰的认知：男人天生重思考而女人天生不那么在意的说法并非事实，而是一种教条。它为社会文化服务，我们的整个人生轨迹正是被这样的教条牵引。这么简单的道理肯定早就有人说过。可为什么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说？又是为什么，我现在听见了？

这始终是人生的一大谜团——无论在政治还是爱情中——所谓“准备好”的时刻：种种因素充分融合，触发内在转变的时刻。作为一个对这种时刻做出了回应的人，你永远无法真正解释它的由来，只能描述它带给你的感受。

我一直都知道，生活不仅仅是欲望与获取。我以一种真挚、愤怒、好女孩的方式追寻“意义”。关键在于，做有价值的工作（即思想或精神层面的工作），爱一个合适的伴侣。我一度深信这两个要求如同孪生：相互交织，缺一不可。但我长成了一个喋喋不休的人，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孤独以致无法专心学习。我没有掌握持续思考的能力。我读小说，幻想举足重轻的人生，为男孩们神魂颠倒。尽管将“认真”二字奉为圭臬，但似乎我在追寻的，是男人，而非事业。然而——这才是关键——当时我浑然未觉。我没意识到，自己能全身心投入爱情，却无法专注地工作。我总想，等一切都对劲了，我就开始工作，从没想过为什么就算一切都不对劲，我仍能对某个男孩痴迷不已。

大约二十五岁时，我爱上并嫁给了一个艺术家。一切步入正轨，我有可以伏案写作的书桌，有支持我的伴侣，有充裕的时间和金钱。现在可以投入工作了。却还是不对劲。十年后，我在纽约街头漫无目的地游荡，一个牙尖嘴利、写出过几篇文章的三十五岁离婚“女孩”。虚张声势的背后，是深深的困惑和巨大的迷惘。我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头每天都在痛。该如何走出去？我找不到答案，直到听见妇女解放运动者的声音。好像就在那一刻，我看清了一切。我已经足够年长，足够厌倦，也足够疲惫和痛苦，足以在那一刻认识到，我始终无法视自己为一个真正的工作的人：这正是女性存在的核心困境。

那一刻，就像阿瑟·库斯勒初次领会马克思主义，光与音乐仿佛在脑海中轰然炸裂，直冲颅顶。这个角度的解析立时让我精神振奋！我怀着这份觉悟醒来，一整天欢欣鼓舞，入睡也带着微笑。我变得坚不可摧：日常生活的明枪暗箭再也无法对我造成伤害。只要紧握女性主义赋予的洞见，很快就能找回自我。一旦找回自我，就可拥有一切。到那时，生活会变得美好。我有了领悟，也有了同伴。我站在自身经验的中央，转啊转，无论朝哪个方向看去，都看到一屋子女性，她们也在转啊转。

这是充满喜悦的时刻，足够多的人为一种社会解释所激励，明白了相似的人生轨迹是如何形成的，足够多的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聚集，说共通的语言，展开同样的剖析。在纽约的餐厅、讲堂、公寓里，我们一次次相见，深挖这份洞察，重申这套剖析，享受它带来的欣喜。这正是革命政治的喜悦，它属于我们。在七十年代初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生活在那黎明破晓之际，本身就是极大的幸福。世界上任何一种“我爱你”都无法与之媲美。除了彼此，我们别无归属。那时，我们所有人都身在女性主义宽松的怀抱中。我以为那就是我余生的归宿。

伴随这份欢欣鼓舞而来的是一个迅速形成的信念：从此工作将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发誓，不再将爱一个男人当作重心。事实上，这两者或许根本无法共存。我可能必须舍弃过去所理解的那种爱情。我轻描淡写地接受了这个念头，仿佛这样的转变易如反掌。毕竟，我一直是个不安分的斗士，总在抱怨男人害怕“像我这样的女人”。我不擅长调情，如今终于可以摆脱，倒也轻松。如果说平等主体之间的爱情是不可能的——眼下看来这就是事实——那谁还需要呢？我把自己紧紧贴在那颗开始变硬的心上。现实中女性主义所带来的震撼与振奋让我甘愿放下感伤，享受坚定意志带来的愉悦。我告诉自己，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工作。我必须教会自己如何工作。只要去工作，我就能获得所需，就能立足于世。那么，“爱情”又算得了什么？

事实证明：爱情很重要，比我曾经幻想的还要重要。是的，我无法再以旧模式与男人相处。是的，我只能接受成熟的情感，决不妥协。是的，如果这意味着必须放弃爱情，我会做好放弃的准备。但爱情这一理念本身即便无法成为现实，也无法叫人弃绝。随着岁月流逝，我发现浪漫爱早已如染料渗入我的情感神经，编织进渴望、幻想与柔情的经纬。它萦绕于意识深处，是深入骨髓的隐痛；它嵌进了精神底色，直视它带来的影响都会让双眼刺痛。它会是我余生痛苦与冲突的根源。我爱自己这颗变硬的心——这些年来我一直珍爱着——但浪漫之爱的缺失，依然能从内部将它撕裂。

我心中关于爱情的裂痕一直存在，隐隐作祟，但从未被提及。我不说，因为我不必说。我不必说，因为它尚可忍受。它尚可忍受，因为我有了一个重大发现。这个发现就像是我的秘密配方，让我每天早上都能打起精神。那就是：只要还有一屋子的女性主义者在等我回去，我便拥有一种终生的内在陪伴。我永远不会再孤单。她们是我的剑与盾——我的慰藉、我的舒适、我的激情。有了她们，我就有了群体归属，即便没有浪漫爱也能坦然度日。这一次我是对的：我确实可以。

接着，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大约在1980年，女性主义者的团结开始悄然瓦解。世界的改变未能与我们的努力相称，而那些分裂过所有女性的矛盾如今开始在我们中间复现，休戚与共的联结逐渐松动。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彼此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个性冲撞，对话乏味，观点一再重复。聚会变得令人厌倦，派对也不再有吸引力。

最初，气氛的变化只是游丝般的疑影（毕竟女性主义者的同志情谊看上去如此牢不可破！），渐渐地，它成了一种确凿的不快，最终成为不可否认的现实。有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对于群体归属的激动、渴望和期待已经消失殆尽。就像浪漫的爱情一样，愿望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大到不可逾越。

我陷入痛苦的泥沼。存在主义式的孤独啃噬我的心，那颗美丽地变硬的心。对终身孤寂的恐惧紧紧地缠绕着我。工作吧。我对自己说。努力工作。但我没法努力工作。我回答自己。学会持续地工作已经很难了，我根本无法全力以赴。试试吧。我回应道。然后再试一次。这是你唯一能做的。

女性主义最初的启示之光回闪。多年前是它让我看到了工作的价值，现在，它让我以全新的目光再次看到它。二次蜕变正在发生，认知在其中深化和沉淀。我意识到，我的政治理念一直在为之铺垫的那些命题，最终只能由我一人独自面对。我看见富有远见的女性主义者在过去两百年中早已洞察的真理：只有坚定掌控自己思想的人，才有力量掌控自己的人生。这道理说起来简单，却要靠一生践行。

我坐到书桌前，仿佛这是第一次，试图训练自己与自己的思绪相处——梳理它们，延展它们，让它们为我所用。但我失败了。第二天，我再次坐下。再次失败了。三天后，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书桌前，继续落败而归。但就在接下来的那天，脑雾突然散去：我解决了一个实则简单但困住我许久的写作问题，胸口的石头落了地。呼吸变得顺畅，空气透着甜意，咖啡香醇浓郁，真是让人心生向往的一天！

宗教狂热式的话语在心中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日常辛劳里脚踏实地的痛感。我无法再像念咒一样重复“工作就是一切”，因为显然它并非一切。但每天坐下来写作，就是通往启蒙的行动。契诃夫的那句话回望着我：“他人使我为奴，但我须将这奴性从自己体内一点一滴地挤出去。”这句话早在七十年代初就被我钉在书桌上方，这十多年里，我的视线只是一扫而过。如今，我又读了一遍：真正地读懂了。拯救我的不是“工作”，而是令人痛苦的日复一日的努力。

日复一日的努力成为一种自我的联结。联结的意识日益强韧。这种力量让我感觉独立。独立可以让我思考。当我思考，我就不那么孤独。我有自己为伴。我拥有自己，到今天为止的自己。我感受到重获智慧的力量。从古希腊哲人到契诃夫，再到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每一个曾认真探究过人类孤独本质的人都会发现，唯有自身运转的思想，才能打破自我的孤独。

如此冷峻的真相让人难以直视。何其艰难。正因此，我们贪恋爱情，贪恋群体。这两样都是人生中值得追寻的美好——但不该成为执念。贪恋才是致命的。它让人变得感伤，感伤会将现实浪漫化。女性主义之美对我而言正在于，让人学会珍视冷峻的真相而非浪漫叙事。我仍在追寻的，就是这冷峻的真相。

然而，我刚才所写的一切：我曾无数次遗失。焦虑、无聊、抑郁：它们汹涌而来，淹没我，抹灭我，令我陷入“遗忘”。灵魂的奴役是一种健忘症：你无法坚守自己的认知；若无法坚守认知，就无法融入自身经验；若无法融入经验，改变就无从谈起。一旦停止改变，自我的联结就会随之枯竭。这令人难以承受，于是生活变成了无休止的“回想”，试图记起那些已经获知的道理。那么，这将置我于何地？无尽挣扎之中。

我曾经历三种“救赎式浪漫”的幻灭：对爱情的想象，对社群的憧憬，对工作的寄托。每一次幻灭，都会将我带回1970年11月那些最初的觉醒时刻。对我而言，早年的女性主义仍是那束厘清世界的重要光源，将我从自怨自艾中拯救出来，赐予我无与伦比的礼物——看清事物本来面目的渴望。

我依然为爱情挣扎：爱自己变硬的心，同时也努力去爱另一个人。我依然在工作中挣扎：每天的坚持依旧煎熬。但每当我付出努力，就是在抵抗浪漫幻想。当我抵抗这幻想——坚定地直视我尽可能承受的冷峻真相——我就能找回更多的自我。女性主义已与我同在，骨肉相连。

题图来自电影《布鲁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