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商共建国际商事调解，外国专家连说2个“期待”

昨天（9日），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第五届研讨会暨专家委员续聘活动在上海举行。

记者在会上获悉，继2023年推动《北京船舶司法出售公约》签署后，《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下月将开放签署。公约吸收了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铁路运单中的中国司法实践。

中国与各国法治交流合作的桥梁纽带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为续聘的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代表颁发聘书，向各位专家委员表示祝贺。张军表示，最高法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立八年来，各位专家委员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和优势，以深厚学养、丰富经验、公允立场，为公正高效化解复杂跨境商事纠纷、推动中外法治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有力和宝贵的支持。希望各位专家委员发挥专业素养、多元文明、国际视野的优势，继续做中国与各国法治交流合作的桥梁纽带。

“中国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公正高效化解国际商事纠纷，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努力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围绕会议主题，张军介绍了中国法院公正高效化解国际商事争议的经验做法。

坚持平等保护，妥善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完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统一裁判尺度、稳定市场预期。211件中国法院案例被联合国贸法会、环境规划署、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平台收录，中国司法的公信力得到充分认可。恪守国际条约，公正高效办理司法协助案件，善意准确适用国际条约，积极参与并推动完善国际规则，以履约守诺的诚信态度助推全球商事治理。促推多元解纷，推进司法与仲裁良性互动，持续增强“东方经验”的时代活力，升级“一站式”平台服务效能，积极构建公正、高效、便捷、低成本的国际商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深化科技应用，统筹推进数字法院建设，加快推进司法知识普惠共享，积极提升智能化涉外法律服务水平，以数智赋能的创新举措推动解纷提质增效。期待与各国司法机关、法律服务机构、高等院校和法律界同仁一道，持续深化合作交流，广泛凝聚法治共识，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法治秩序，为推动四大全球倡议落实贡献司法智慧和力量。

营造可预期、有韧性的国际营商环境

“想要营造可预期、有韧性的国际营商环境，至关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一套清晰、统一、能够给予经营主体信心的法律制度框架”，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秘书长安娜·乔宾-布莱特说。她强调，国际商事规则能否真正发挥效用，最终取决于这些规则在实践中如何被解释与适用，这离不开法官、仲裁员、执业律师、学者以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士，正是他们在具体案件与交易当中赋予规则生命力。

因此，她认为本次研讨会意义重大。构建不同法律体系、专业群体与专业领域之间的桥梁，从多元视角研讨复杂的国际商事问题，也能把实践积累的经验转化为对国际商事法律更为深刻的理解。长此以往，这类对话有助于提升国际商事案件处理的一致性、可预期性，增强各方信心。

自2018年设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逐步建立了衔接诉讼、仲裁和调解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秘书长伊格纳西奥·蒂拉多认为，其重要意义正在于推动法院、仲裁机构和调解组织之间形成有效衔接，让当事人能够根据争议的性质选择最适当的方式，同时确保程序专业、高效，并使最终结果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去年10月，全球首个旨在通过调解解决国际争议的政府间法律组织国际调解院正式运营。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昨天的研讨会上发言时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的“一站式”工作指引，为国际商事法庭与国际商事调解机构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完备程序框架。

她连谈两个“期待”：“我期待有机会与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磋商合作，共同推动国际商事争议的解决。我也对于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提出的倡议，即完善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并加强与国际调解院合作充满期待。”

全球新商业规则的重要供给者

“专家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就提交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审理、且涉及外国法的具体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大法官莊泓翔介绍说，在许多案件中，外国法问题并非单纯的附属问题，可能直接决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传统上，外国法问题通过专家证据来解决。莊泓翔指出，这种方法的局限在于，法院时常不得不对一套自身可能知之甚少的法律体系，去考量各方相互矛盾的阐述。中新两国最高法探索用更高效的方式来解决有关外国法问题的争议，于2022年达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与新加坡共和国最高法院关于法律查明问题的合作谅解备忘录》。通过一套法院与法院之间的协议程序，建立了外国法问题的移送程序，即外国法问题往往可以由涉案法域的法院作出最具权威性的解答。目前，该备忘录已从制度愿景走向实际运作。

卡塔尔国际法院暨争端解决中心行政法庭庭长威廉·布莱尔参与了2018年中国国际商事法庭首届研讨会以及此后的相关会议，他认为“国际商事法庭成功的关键在于不偏不倚”。威廉·布莱尔形象地用足球比赛来作比，主场球队不得享有对客场球队的优势。从外国当事人的视角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过去两年最显著的发展是地方性法庭的建设。例如上海设立了上海国际商事法庭。这些地方性法庭循序渐进地培养专业化司法队伍和建设国际化诉讼机制，同时也能因地制宜，回应本地实际需求。

作为专家委员会的一员，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周汉民建议要升级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理念，从“解决纠纷”走向“塑造秩序”，用一份份裁决，向市场传递规则信号，用司法判例影响未来的交易行为。要进一步形成兼具中国法治特色与国际商业文明精神的新型争议解决体系，在尊重国际商业规律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制度表达。要进一步成为全球新商业规则的重要供给者，特别是数字贸易、人工智能、跨境数据流动、绿色供应链、碳交易、新能源投资、生物医药、商业航天等等，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和仲裁机构应更加重视典型案例积累，更加重视裁判规则总结，更加重视国际传播，让更多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案例，进入国际学术研究领域，进入国际仲裁规则讨论，进入全球商业实践。

原标题：《共商共建国际商事调解，外国专家连说2个“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