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离队6年，1955年授衔时，考虑到他资历太老，仍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周士第面对即将公布的授衔名单时，最容易被人提起的，不是他担任过什么职务，而是那段离开队伍长达6年的经历。

在评定军衔时，革命资历、职务贡献、战功表现和历史经历，都要放在一起衡量。离队并非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它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履历衔接，甚至改变原本可能达到的高度。

段苏权就曾因历史上有过离队经历，授衔问题引起讨论。与他相比，周士第离队时间更长，可最后仍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个结果，关键不只在战功，也在于周士第进入革命队伍的时间太早，早到了人民军队尚未正式创建的时候。

周士第1900年出生于海南乐会。他青年时期受到五四运动影响，后来前往广州寻求革命道路。1924年，黄埔军校开始招生，周士第考入第一期。那一批学员中，后来走出了许多著名将领，而周士第属于起步很早、成长很快的一类。

黄埔学习期间，周士第受到周恩来关注。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成立后，他被安排进入其中工作，先后担任见习官、副队长和队长。铁甲车队并非普通部队，它承担着重要的警卫和作战任务，也是当时共产党掌握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北伐战争开始后，铁甲车队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改编为第一营，周士第担任营长。部队战斗作风顽强，连续参加湖南、湖北等地作战，叶挺独立团后来被誉为“铁军”，周士第所率第一营功不可没。

有意思的是，周士第在南昌起义前后的职务，已经高于许多后来声名显赫的将领。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时，他担任第25师师长。粟裕、陈赓、林彪等人当时仍在更低一级的岗位上，这足以说明周士第当年的资历和位置。

但革命道路从来不是一条平直的路。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后，连续作战，遭到敌军追击，部队逐渐减员。起义军失利后，周士第奉命前往香港寻找党组织，随后因局势变化和个人安排，离开了革命队伍。

这次离队，持续了大约6年。期间，他曾在海外生活，也曾设法寻找重新参加革命的机会。对周士第而言，这段经历始终是心里的沉重负担。军队干部的履历出现中断，意味着过去的职务和待遇不能简单接续，重新归队后还要接受组织考察。

1933年，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建发动反蒋抗日行动，周士第看到了重新联系革命队伍的机会。他主动承担沟通红军与十九路军的任务，并通过这条渠道向党组织说明自己的情况。

周恩来得知后，没有把这位早期战友拒之门外，而是希望他推动十九路军与中央苏区合作；如果对方不能前来，周士第本人也应尽快归队。周士第接到这层意思后十分激动。对一个离队多年的老同志来说，这既是信任，也是重新接受考验的起点。

不久之后，周士第回到中央苏区，重新投入革命。归队后的他没有再强调过去的职务，也没有要求组织照顾，而是从实际工作做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进入八路军第120师，长期协助贺龙工作，担任参谋长等职务，因组织指挥和参谋能力突出，被称为“模范参谋长”。

这种岗位不如前线主官显眼，却极其考验全局判断。部队调动、作战计划、后勤协调、情报研判，许多工作都要经过参谋系统完成。周士第在晋绥根据地长期工作，成为贺龙身边的重要助手。

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等重要作战，后来又承担华北地区的军事领导工作。由于长期担任副职和参谋型岗位，加上早年离队造成的履历中断，周士第的名声并不像一些独立指挥大兵团的将领那样显赫，但这并不等于贡献较小。

新中国成立后，周士第参与组建防空力量，随后在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等部门任职，负责军事训练和部队建设。这些工作没有硝烟，却关系到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尤其需要有长期军事实践和大局意识的干部来承担。

授衔时，周士第的离队经历当然被纳入审核范围。若只看连续任职时间，他确实存在明显缺口；若只看解放战争时期的公开战绩，他也未必排在最前面。但评定高级军衔不能只算某一阶段的表现，还要看一个人在人民军队创建初期所处的位置，以及此后对革命事业的持续贡献。

周士第是黄埔一期学员，参加过铁甲车队和北伐，担任过叶挺独立团营长、团长，并在南昌起义时出任师长。这些经历，是人民军队早期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这些因素，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9年以后，周士第因身体原因逐渐减少具体工作。1979年，他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那张授衔名单上的上将军衔，既记录了他的功绩，也留下了一个特殊注脚：革命生涯曾经中断，并不意味着早年的贡献就此被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