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王荣湟《百丈再来：明末清初禅宗清规的复兴》出版（黄夏年序）

黄夏年《序》

佛教传入中国，僧人们住在寺院里依靠劳作来养活自己，又一起在寺院里共同修行，成为中国社会的特殊团体组织。东晋道安法师发现僧团内部必须要有共同遵守的制度，才能保证寺院有效运行。虽然佛教界里已经有了成熟的戒律，但这是为了约束出家人的个体行为而制订的，表明每个人都要按照戒律的要求应该做什么，违反了会受到惩罚。

南朝印度僧人菩提达摩禅师建立禅宗。唐代佛教界禅宗寺院开始显露独特的禅风，寺院影响也在社会广为扩散。如何将寺院管理好，把比较成熟地寺院管理制度沿续给后人，成为禅宗面对新课题。这时百丈怀海（720～814年）禅师撰述了禅宗史上的第一部寺院清规制度汇编——《百丈清规》。清规是要求住在寺院的禅僧不能做什么，如果违反要受到处分，所以清规是寺院公共管理制度与手册，类似于现代公司的规章制度，规定了僧人在寺院的地位和职务，以及所在的工作岗位责任与违反后将受到的处罚。它的出现将佛教寺院做了组织化安排，分别标示出不同部门和各种职事岗位，这种管理模式给后世佛教产生深远影响，天台宗和律宗都受其启发而制订了本宗清规。

《百丈清规》出现以后，后世不断地在古清规基础上作出各种新撰。例如元代有皇帝关心的《敕修百丈清规》，清代出现了《百丈清规证义记》，作者说：“明末清初复兴的禅宗清规已远非宋元古规之旧貌，甚至多有违背佛制和古规之处，这是明代中期以来禅学趋于空洞陈腐和丛林积弊沉疴的必然结果。”据学者研究历史上寺院清规曾达到80余种，在佛教界里一部清规相当于国之君王，足以说明清规在佛教界的重要性，

清规不断地发生变化与新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重要关系。作为佛教管理制度汇集，清规与中国佛教发展是同步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禅宗寺院没有出现之前，禅僧们居住在律寺，戒律是律寺管理的根本依据，僧人由戒律而决定生活方式。禅宗寺院出现以后，强调集体行为，禅僧在寺院奉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上下均力”的“普”请制度，宛如社会大家庭，宗法思想与宗族管理制度充斥在寺院。禅宗僧伽奉行宗族的宗统系统，寺院结构呈金字塔形，最上层的是方丈，往下依次是东西两序和四大班首，及各个部门僧人。全寺上下统一法脉，除嫡长子法子外，还有具有次子地位的其它法子，类似世俗大家庭的主房长子和庶出的偏房管理形式，在法脉上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偏房法子则走出寺院开创“岔派”。寺院实行论资排辈传统，按出家次序先后详细记在宗谱里面，包括本寺本宗本脉法子的法号与法名，如同世俗家族撰述流传的族谱或家谱，也犹如一颗大树分出枝桠，兴盛不绝；又似大江小河分流终归大海。总之，禅宗的寺院与禅僧组织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宗法性制度及其思想相联系，清规则是禅宗大家庭不会解体的根本保证。

禅宗到了明清时代已经衰弱，缺少朝气，也无先进的理论出现，违戒现象不断出现，禅僧为挽救正在下滑颓势，强调戒律的神圣性，禅律结合一度成为时尚，各寺院为护持正法，保存寺产，维持法脉，纷纷修订清规，这就是本书“百丈再来”书名四字的深意。

明清禅宗虽然暂时复兴，却因缺少文化的推进，理论的创新，守不住正法，最终还是坠入到无复得救的深渊。民国佛教，“革命”思潮一度掀起，清规的改革曾经成为佛教革命的对像，但是由于社会变革，佛教积贫积弱，外国入侵，民族受欺等诸种因素，清规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革。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充分落实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国策，佛教界才有了新的面貌，除各寺院重新制订清规外，中国佛教协会还制订了寺院管理办法、共住规约通则、三坛大戒管理办法、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院住持任职办法等各种文件，这是自唐代《百丈清规》以后的佛教界在清规方面的重大改革，对未来佛教传承起到重要作用，真正实现了“百丈再来”的盛势。

清规在禅宗里面如此重要，却是整个佛教制度中研究最不够的地方，正如该书作者所说“学界业已对禅宗清规有过一些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唐宋元时期以及民国年间，对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末清初禅宗清规的研究已成为需要弥补的薄弱环节。”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清规研究难度太大，也不是要研究的寺院太多，而是明清佛教的世俗化，已从上层社会深入到社会底层，要研究的问题实在太多，不能一下厘清。特别是明清禅宗研究存在着几个大的问题：一、资料太多，文本与碑刻资料留下不少，且缺少系统整理。二、历史线索不清，许多佛教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尚没有深入研究，传说与历史同时并存，亟待梳理。三、涉及范围太广，许多历史事件不仅仅只是禅宗的事情，与世俗社会也有各种各样牵扯，背景与事实太复杂。四、因佛教世俗化的现象，造成了多种因素综合，特别是在思想上儒释道三教结合成为思想史上发展的趋势，需要仔细加以研究。总之，明清清规研究的不足是整个明清佛教研究不足的反映，值得我们去重视。

王荣湟博士是我国自己培养的学者，他跟随著名学者何孝荣先生治学明史，看到“学界对明清禅宗的禅法思想、宗派传承、教内纷争、禅宗文献、与世俗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多有关注，可是对禅宗清规的研究却非常少。通过研究明末清初禅宗清规，探讨清规的制定背景、执行情况、存在问题、产生的影响，可以从禅宗组织层面反省影响禅宗兴衰的症结所在。禅宗清规的复兴是晚明佛教复兴的一个重要表现，晚明佛教史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却未对清规复兴予以足够重视。”因之他选择明清禅宗清规作为研究方向，旨在讨论禅宗寺院组织制度，仔细研读历史文献，取得了重要的成绩。

本书在当前清规研究中无疑是一本具有学科前沿的研究成果和集大成的突出著作。全书首先使用资料翔实，充分利用了众多藏外和已有的研究著作，特别是参考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对清规的认识尤为重要。其次考察细致，分析深入，对一些人们容易忽视与看上去不显眼的清规问题，都作了深入考察，细致研究来龙去脉，作者根据学界长期对丛林房头研究不足的情况，通过研究所指出“房头”是寺院拟宗族化的产物。“它是指寺院内部依据剃度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多层级剃度家庭的组合。剃度师徒组成剃度家庭，只有剃度家庭继续传衍数代，拥有一定门户势力，方能独立分房。世俗宗族分房别派是地位、财产和权力的分割。与之类似，寺院房头一旦形成，便会对常住的财产和权力进行瓜分，结果导致常住功能弱化，丛林因此衰弱。”从中国传统宗法思想的角度剖析佛教寺院“房头”情况，抓住了佛教中国化的主脉，较好地说清寺院宗族大家庭的存在。第三，观点公允，由于作者研究资料充实充分，研察较深，所得到观点到位，例如“《百丈清规证义记》对近代丛林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正是因为明末以降的禅宗清规处于同一制度单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末清初丛林制度奠定了近现代丛林制度的基础。”“禅寺重兴主流模式是由房头制向十方丛林制调整，以严整的戒律清规来约束僧众是丛林寺院的应有之义，因此禅寺的重兴本身就意味着清规制度的复兴。”“所以改讲为禅、革律为禅的禅刹重兴模式主要是住寺宗派团体的转变，而非清规制度的根本性改变。”这些皆为震聋发匮的新知，为学界少于提起，对明清佛教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全书也存在不足之处，清规是禅宗寺院管理的组成部分，不同派别的禅宗分支都离不开这一特点，从此共性来看书中关于禅派的历史介绍太多，仅可以点到为止。另外，由于历代寺院不断撰述清规，长短不一，要全部介绍出来太占篇幅，但可以利用表格列出，一目了然。

王荣湟博士潜心学术，积累有加，倘佯学海，功德无量。

应允撰序，祝贺大作出版，嘉惠学界！

黄夏年于京郊怀柔芦庄

2025年8月30日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万历佛教复兴与尊宿的丛林改革

第一节 衰极而振的万历佛教

第二节 万历年间佛门尊宿的丛林改革

第二章 万历后期至康熙年间禅宗的兴盛

第一节 万历后期至崇祯年间东南禅宗一枝独秀

第二节 顺治至康熙前期禅宗在全国的迅速扩张

第三节 康熙二十二年以后禅宗的发展和危机

第三章 禅寺隆兴与清规复兴

第一节 明代以前丛林的兴衰与清规的嬗变

第二节 明末清初禅宗重兴与清规复兴的潮流

第四章 常住机构和职能的恢复

第一节 明末清初丛林回归禅住持制

第二节 明末清初丛林重建僧职机构

第三节 明末清初丛林对常住僧众管理的强化

第五章 传法丛林制的建立

第一节 明末以前禅宗付法制度的嬗变

第二节 明末清初丛林对付法制度传统的继承和调整

第三节 明末以前丛林住持的选任

第四节 明末清初丛林法眷住持制的普遍建立

第六章 协调常住与房头的关系

第一节 房头的形成及其对明代丛林的破坏

第二节 明末清初传法丛林制下的常住与房头

第七章 巩固寺院经济

第一节 壮大常住的经济基础

第二节 争取政府减免寺田赋役

第三节 加强常住财务和物资管理

第八章 禅堂的重建

第一节 明代禅堂职能和内部空间的变化

第二节 明末清初丛林对禅堂管理的加强

第三节 明末清初丛林对禅堂修行生活制度的重塑

结语

附录一 明末清初禅宗清规文献一览表

附录二 明末清初历史与禅宗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