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冬，延安，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一份干部任职安排摆在了总政治部。通知传到李先念这里时，内容让人意外：调往八路军第129师，担任营长。
这不是普通的岗位调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原有编制重新调整，许多高级干部都经历了职务变化。可李先念此前曾在红四方面军担任红30军政治委员，从军级干部到营长，落差之大，确实少见。
谭政找他谈话时，特意问了一句：“先念同志，组织这样安排，你有什么意见吗？”
李先念没有争辩，只回答：“服从组织安排，能拿枪打日本人就行。”
这句话并非客套。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干部整训和统一领导成为摆在中央面前的现实问题。不同部队的历史经历、干部资历和相互了解程度，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完全理顺。
李先念的处境，与四方面军干部整体受到的审查和影响有关。张国焘错误路线造成的后果，需要清理；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做法也出现了简单化倾向。部分四方面军干部被安排在较低职务，甚至很难进入自己熟悉的政治、军事岗位。
毛泽东后来谈到这段情况时，曾指出，批评张国焘路线不能变成对四方面军干部的普遍不信任。他说，三个方面军都是红军的一部分，不能人为分出高低，更不能因为历史问题而在用人上“厚此薄彼”。
李先念即将赴任时，毛泽东把他叫去谈话。得知任命后，毛泽东认为这样的安排不妥，随即问起高敬亭。
高敬亭是鄂豫皖红军的重要干部，后来领导红28军坚持斗争。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后，他任司令员。李先念早年在鄂豫皖地区活动时，和高敬亭相识，对当地情况也比较熟悉。
毛泽东考虑的，正是这一点。与其把李先念放到一个明显低于其经历的岗位，不如让他到鄂豫皖地区发挥特长。于是，原先到129师任营长的安排被调整，李先念改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
有意思的是，这次调整并没有停留在职务高低上，而是很快转化成了一项更艰苦的任务。1939年1月，李先念率领一支约160人的队伍进入豫鄂边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斗争。
人少，枪少，地盘也不稳。
豫鄂边处在日军、伪军和地方武装交错的区域，既要作战，又要发动群众；既要保存部队，又要建立根据地。李先念没有把工作局限在军事行动上，而是逐步建立地方组织，扩大抗日武装，打通与周边部队的联系。
这支队伍后来不断发展。到皖南事变前，部队已扩大到约1.5万人。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随后，新四军军部重建，李先念所部逐步发展为新四军第五师，成为华中敌后战场的重要力量。
李先念在第五师担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并负责鄂豫边区的党政军工作。部队规模扩大后，原有的军政委员会领导方式逐渐显得不够适应。1943年2月，他向中央提出建议，主张成立边区党委，并希望由其他同志担任党委书记。
中央经过考虑，决定由李先念负责边区党委工作。李先念接到答复后，曾表示自己“坐卧不安”，希望组织另行选择。中央没有同意，认为既然已经研究决定，就不必再作变动。
这种不主动争位的态度，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后仍能看到。1954年，邓小平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财政部长一职需要重新安排。陈云推荐李先念，理由很实际：他年富力强，熟悉经济工作，头脑清楚，对数字敏感，也有长期主持一方工作的经验。
李先念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后，仍认为自己能力不足，不适合担任财政部长。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你说你干不了，那只好把孔祥熙、宋子文请回来了。”
话说得轻松，分量却不轻。李先念明白，中央看中的不是他有没有做过财政部长，而是能否在新的岗位上承担责任。他随后接受任命，投入国家财经工作。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李先念当选中央委员，并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年47岁。面对这一结果，他仍感到惶恐，认为中央有许多同志资历更深、能力更强，自己的名字不宜列入其中。
他曾写信请求删去自己的名字，希望继续在中央机关工作锻炼。信件送达中央后，提名并未改变。对组织来说，李先念在鄂豫边和新四军第五师的长期实践，已经说明了他的能力；对李先念本人而言，职务越高，越不意味着可以把责任看轻。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