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作者：蒋丰
一个国家最了解自己吗？未必。很多时候，一个国家反而是通过别人的眼睛，才真正看清自己。
阅读佐伯彰一、芳贺彻编著的《外国人论日本的名著——从贡察洛夫到潘格》（中央公论新社出版，1987年3月第一版）后，我以为近代日本的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不断阅读外国人“日本论”的历史。
这本书很特别。它不是一本日本论，也不是一本日本思想史，而是一部“日本论的日本论”。它研究的不是日本，而是那些研究日本的人。
翻开目录，几乎就是一部外国人观察日本的百年记录。从俄国作家贡察洛夫的《日本渡航记》，到英国外交官奥尔科克的《大君之都》；从美国动物学家莫尔斯的《日本其日其日》，到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从小泉八云到赖肖尔，从费诺罗萨到李御宁，四十二位外国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职业出发，共同完成了一幅庞大的“日本画像”。
读着这份目录，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被外国人观察过、记录过，但像日本这样，专门把外国人研究自己的著作汇编成册，并认真加以整理、分析和传播的，却并不多见。
这恰恰是日本文化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特点，日本人喜欢借别人的眼睛看自己。
本书序言中有一句很精彩的话，大意是说：外国人的日本论能够带来一种“自我发现的冲击”。这句话，值得反复玩味。
因为许多日本人熟悉自己的生活，却未必了解自己的文化特征；熟悉自己的社会，却未必知道自己在外国人眼中究竟是什么模样。而外国观察者往往能够发现一些身在其中的人难以察觉的细节。
例如莫尔斯记录的日本普通家庭生活；例如费诺罗萨发现的日本美术价值；例如小泉八云笔下的日本民间信仰；例如本尼·迪克特提出的“耻感文化”。这些观点未必全部正确，但都曾深刻影响了日本社会对自身的理解。
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并不因为这些观点来自外国人而轻视它们。相反，他们认真阅读，认真讨论，甚至认真反省。
这又让我想到日本近代化过程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1853年美国黑船来航以后，日本开始向西方学习。但他们学习的并不仅仅是铁路、军舰和工厂。他们还学习如何认识自己。而最便捷的方法，就是阅读外国人写的日本。
因此，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知识传统：不断通过外部视角重新定义自己。外国人说日本重等级，日本人研究等级社会；外国人说日本重集体，日本人研究集团主义；外国人说日本讲究“耻”，日本人研究耻感文化；外国人说日本擅长模仿，日本人又开始研究模仿与创新。
久而久之，“外国人怎么看日本”，竟然成为日本学术界和出版界长盛不衰的一个主题。本书编者在后记中提到，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一组“多棱镜”。这个比喻非常准确。任何一个外国作者都无法完整解释日本。但是，几十位外国作者从不同角度照射同一个对象时，日本的轮廓反而渐渐清晰起来。
这也是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它没有告诉读者哪个观点绝对正确，而是让读者看到不同观察之间的碰撞。有人赞美日本；有人批评日本；有人惊叹日本；有人质疑日本。而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结论本身，而是这些结论背后的观察过程。
读到这里，我忽然理解了为什么日本社会始终对外国人的评价保持高度敏感。因为在近代以来的日本文化中，外国人的目光早已不仅是一种外部评价，更成为一种认识自我的工具。许多国家喜欢照镜子，而日本似乎更喜欢借别人的眼睛照镜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国人论日本的名著》讨论的虽然是外国人的日本论，但真正展现出来的，却是日本人的一种文化性格。那就是不断从外部寻找参照，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也许，这正是日本近代以来能够不断调整自身、不断进行自我修正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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