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什么打不出另一场海湾战争？

民智评论

作者：朱欣月，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约3800字，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

1991 年的海湾战争（沙漠风暴行动）是冷战落幕阶段美国对外军事干预的标志性事件。

依托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国联合 34 个国家组建多国联军，在短短 42 天军事行动中击溃伊拉克军队，实现将伊拉克驱逐出科威特的核心目标。

整场战争，美军伤亡较低，作战目标有限且完成后即可迅速撤军，成为后世讨论美国海外武力运用的重要参照样本。

很多观点习惯将海湾战争的成功完全归功于美军先进的武器装备，却忽略这场战争的顺利推进，是外交环境、对手特征、国内社会、工业基础与战争目标多重条件共同叠加的结果。

时至今日，美军依旧拥有全球顶尖的海空军力量，却很难再上演一场同规格、速决战式的大规模海外军事行动。

这并非意味着美国丧失军事打击能力，而是支撑海湾战争的整套内外结构性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

▲（图源 / Google）

国际格局变迁：单极红利不复存在

海湾战争能够顺利实施，建立在冷战末期十分特殊的国际环境之上。当时苏联逐渐走向衰落，对中东地区的干预与制衡能力大幅下降，美国获得极大的外交操作空间。

伊拉克武装吞并科威特属于清晰的侵略行为，这一事实让联合国得以顺利通过授权武力的相关决议，为军事行动赋予国际法层面的正当性。

除西欧国家之外，沙特、埃及等中东本土国家直接派出作战部队参与联军，日本、科威特、沙特还承担了绝大部分战争开支，美国得以用较低的外交、财政成本完成大规模海外作战。

而进入 21 世纪之后，全球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这套有利的外部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首先，获取联合国层面的全面军事授权变得几乎不可能。一旦美国计划对某个地区大国发起大规模军事打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以行使否决权，大规模军事行动很难拿到合法的国际外衣。

其次，盟友的参战意愿出现明显衰退。欧洲国家的安全重心向欧洲本土转移，需要应对俄乌冲突带来的一系列安全压力；中东各国也不愿直接卷入大规模地面冲突，避免自身被拖入长期地区对抗。

多数盟友最多做到开放军事基地、共享情报信息，拒绝派遣作战部队奔赴战场，当年规模庞大的多国联军已经难以重现。

与此同时，大国竞争的现实也在约束美国的兵力部署。当前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将大国竞争作为首要任务，需要同时兼顾欧洲、印太两大关键战略方向。

倘若将数十万主力地面部队投入中东战场，其他战略方向就会出现力量真空，给竞争对手创造战略机会。美国必须预留足够的军事力量防范其他区域的潜在危机，不可能像 1991 年那样，把绝大部分精锐力量集中投放到中东一地。

海湾战争的联盟与外交条件，是冷战终结的短暂窗口期的产物，随着全球力量格局重塑，这套外部支撑已经消失。

▲（图源 / Google）

形态转变：传统机械化冲突走向非对称消耗

海湾战争当中，伊拉克军队是典型的传统机械化陆军，大量坦克、火炮、兵力集群集中部署，指挥机构、雷达站、机场等关键设施全部暴露在外。

这种作战模式恰好适配美军的作战优势：依托空中力量夺取制空权之后，通过大规模空袭系统性摧毁对手的重型装备与指挥系统，快速消耗敌方正规作战能力，再配合地面部队完成决战。

在这种硬碰硬的机械化对抗当中，美军的技术优势可以得到最大限度发挥，能够实现短时间决胜。

经历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之后，众多地区国家充分吸取教训，当下美国面对的潜在地区对手，不再选择和美军开展正面阵地决战，转而构建起一套以非对称对抗为核心的防御体系。

对手不会把高价值装备集中摆放，更多使用地下加固工事分散保存导弹、无人机等核心作战资产；同时依托分布广泛的代理人武装，构建起跨区域的抵抗网络，这种非对称既包含武器装备层面，也包含民间社会层面的抵抗力量。

即便美军可以快速夺取战场制空权，摧毁大量看得见的军事设施，也无法一次性彻底清除对手全部反击能力。而对手可以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持续打击美军海外军事基地，袭扰关键海上航运通道，依靠代理人武装持续开展游击战、伏击战，用低代价的消耗方式不断放大美军的人员与物资损失。

如果美国选择派出大规模地面部队实施占领，就不可避免要进入城市巷战、山地作战，极易陷入漫长的治安战泥潭。

阿富汗战争、2003 年伊拉克战争已经充分证明，即便美军在正规战当中占据绝对优势，面对非对称抵抗，战争周期会被无限拉长。

换言之，海湾战争是针对传统机械化对手的短促歼灭战，而今天潜在对手的核心思路就是避免决战、坚持消耗。作战范式的改变，直接消解了海湾战争模式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美军很难再通过一场短促高强度作战实现决定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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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约束：社会对海外战争的容忍阈值降低

1991 年海湾战争在美国国内拥有较高的民意支持，低伤亡预期加上盟友承担战争经费，极大弱化了国内反对声音。

但经历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持续二十年的海外战争之后，无尽战争带来的人员牺牲、财政消耗，深刻改变了美国社会对海外军事干预的态度，来自民意、选举政治、财政预算的多重约束，抬高了发动大规模地面战争的门槛。

美国实行全志愿兵役制度，士兵全部为职业军人，一旦海外战场出现持续的阵亡、负伤，相关新闻会迅速发酵，在国内激起强烈的反战情绪，直接影响总统以及国会议员的选举前景。

对于美国政客而言，主动发起一场大规模海外地面战争，需要承担极高的政治风险。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多项民调数据显示，当下大部分美国民众并不支持向中东派遣大规模地面作战部队，民意层面并不给政府发动类似海湾战争的行动提供支撑。

财政层面的约束同样突出。海湾战争时期有多个国家分担军费，美国的直接财政压力有限，而今天已经没有国家愿意替美国承担上千亿规模的战争开销。

美国联邦政府长期处于高债务状态，一场同等规模的战争将带来数千亿美元的新增支出，必然会引发国会两党的博弈与争执。

除此之外，美国战略精英层的认知也发生转变。在大国竞争的框架之下，把大量地面兵力、财政资源消耗在中东地区，被视作一种战略资源错配。

相较于投入中东的大规模地面作战，更多政策制定者希望把资源向印太、欧洲方向倾斜。

民意、选举风险、财政压力、精英战略判断叠加在一起，构成美国发动大规模地面战争强大的内部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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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体系短板：高军费不等于战时快速动员能力

很多人以为，只要军费规模足够高，美国就可以随时复刻海湾战争级别的高强度作战，这其实混淆了和平时期军费开支与战时工业动员能力。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本土出现明显的去工业化，大量冷战时期建设的军工生产线被关停。军工企业以商业利润为导向，只维持小批量的订单生产，不会长期保留闲置厂房、配套供应链以及熟练产业工人队伍。

一旦爆发大规模冲突，想要把弹药、重型装备的产能拉升到海湾战争时期的水平，需要数年时间重建整个供应链，无法做到快速响应战争需求。

当前美军高度依赖各类昂贵的精确制导武器，但受限于采购预算，这类高端弹药的库存规模有限。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以及国防部内部评估多次警示，现有弹药储备仅仅能够支撑短时间高强度交战。

和平战备的弹药库存，服务于有限冲突，并不适配大规模全面战争消耗。一旦冲突时间拉长，弹药就会出现明显缺口，而军工企业扩产又存在较长周期，很难快速弥补战场上的消耗。

兵力投送层面同样存在现实瓶颈。冷战结束之后美国陆军规模持续压缩，配套的战略空运、战略海运力量也同步缩减。

海湾战争时期，美国可以在几个月内向中东投送数十万重装部队；放到今天，完成同等规模的跨洋兵力投送，对运输船只、运输机、后勤保障体系都构成巨大压力。

美军单件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依旧处于世界前列，但整个军工生产、兵力投送的体系已经不再适配海湾战争那种高密度、高强度、持续输出的作战需求。和平时期的军工产业，更多服务于日常战备，而非大规模战争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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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目标困境

海湾战争能够干净利落收尾，核心在于战争目标十分清晰且边界有限：军事行动只追求驱逐伊拉克占领军，恢复科威特主权，并不追求推翻伊拉克政权、占领伊拉克全境。

军事目标达成之后，联军就可以完成任务撤离，不需要承担占领国土、改造当地社会的沉重负担。清晰、可控、可退出的战争目标，是海湾战争成功的重要条件。

而放到当下的现实环境中，美国很难再找到如此理想的战争目标设置。如果仅仅依靠空袭开展有限打击，虽然可以破坏对手的军事基础设施，却很难从根本上逼迫对手屈服让步；如果想要彻底削弱对手的威胁能力，军事行动就很容易滑向推翻他国政权。

可推翻政权仅仅是战争的开端，后续还要面对占领、维稳、社会重建等一系列复杂难题。

2003 年伊拉克战争已经给美国留下深刻教训：军事上的胜利，不代表政治层面的成功，占领之后的治理成本，往往远远超过作战本身。

同时，大规模军事干预还会带来一系列不可控的连锁后果：地区局势动荡升级、代理人武装展开报复行动、全球能源市场剧烈震荡，这些外溢代价都需要美国承担。

开战的按钮容易按下，但如何结束战争、以何种条件结束战争，却充满不确定性。正是这种目标设置上的两难，让复刻 “打完即可撤军” 的海湾战争模式变得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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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合来看，美国难以复刻一场海湾战争，并不是美军硬件实力出现本质衰落，而是造就 1991 年海湾战争的整套历史条件已经集体消失。

单极主导的国际环境、获得联合国背书的多国联军、传统机械化作战对手、国内高度的民意支持、可快速动员的军工产能、边界清晰且可退出的战争目标，这些条件很难在今天再次全部凑齐。

但这并不代表美国放弃使用武力开展对外干预，只是其干预模式发生了明显转向。

相比于风险极高的大规模地面入侵，美国更加偏好有限空袭、单边制裁、扶持代理人武装、前沿军事威慑等成本更低的手段。

海湾战争本质上是冷战走向终结这一特殊历史窗口下的产物，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这一经典的大规模海外军事干预模式，显然已经难以复制。

撰稿：朱欣月

编务：单骁睿

责编：邵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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