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秋，新疆迪化局势骤变，马呈祥带着叶成等人离开驻地，走上了一条通往西藏的险路。此时的他们，已经不是统率部队的军官，而成了急于寻找退路的败军将领。
马呈祥所属的骑五军，曾是马氏集团倚重的骑兵力量。骑兵机动性强，熟悉西北地形，在地方军阀体系中颇有分量。但这种分量有一个前提：后方必须存在，粮饷必须不断，部队也必须有人约束。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西北战局迅速改观。马步芳集团的核心力量受到重创，原本依靠地盘、交通线和地方关系维系的军事体系，很快出现裂缝。马氏军队并非没有战斗力，只是面对解放军持续推进，已经失去了重新组织大规模抵抗的条件。
马呈祥后来退入新疆，处境同样不稳。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判断，继续进行内战只会使当地军政陷入更大破坏，因此主张和平解决。1949年9月25日，新疆宣布起义，陶峙岳等部接受改编。这个决定，使仍想离开的马呈祥更加清楚：新疆已经不可能成为长期据守之地。
据有关回忆材料记载，陶峙岳曾劝马呈祥停止对抗，意思很明白：“凭现有兵力，再打下去，吃亏的只是自己和部下。”马呈祥没有接受这种安排。他知道，一旦留下，部队会被整编，个人也将失去原有地位，于是开始盘算出逃。
他召集叶成等亲信商议路线。摆在面前的选择并不多：向东走，必然碰上解放军控制区域；向南进入西藏，虽然道路艰苦，却有可能继续转往南亚。于是，西藏成了中转地，而不是最终目的地。
逃亡队伍人数并不算多，带走的物资也有限。离开新疆以后，身份变化带来的影响很快显现出来。过去，军官们依靠军衔和枪杆子维持秩序；如今队伍只剩几十名随行人员，食物、坐骑、衣物和现金都成为现实问题。
有意思的是，马呈祥与叶成之间的矛盾，也是在这种困境中逐步暴露的。材料中提到，叶成在途中很少拿出自己的财物，日常花费多由马呈祥承担。平时尚可勉强维持，到了逃亡路上，每一份粮食、每一匹牲口都要计算，旧日上下级关系便经不起消耗。
队伍还曾担心部下抢夺财物。对于随行人员而言，马呈祥既是首领，也是可能携带财物的目标。一旦他们认定首领已经放弃部队，服从关系就会迅速松动。马呈祥不得不加快行程，尽量避开人多的地方，防止内部出现更大冲突。
进入西藏后，困难并没有消失。高原道路漫长，补给极少，人员越多，负担越重。马呈祥重新计算得失，决定只带少数真正信任的亲信继续前行。随后，他与叶成以及部分随从分开，这次分离并非正式安排，而更像是一次有意甩脱。
叶成的处境因此更加危险。失去马呈祥的保护后，他既没有稳定的交通条件，也缺乏足够的财物和可靠接应。关于他的结局，现有说法并不完全一致，有材料称其在途中遭遇意外，最终死亡；也有记载只说下落不明，难以作出绝对判断。
马呈祥本人后来辗转抵达巴基斯坦，之后又前往埃及，并在那里度过余生。逃亡途中，他身边的亲信也曾各怀心思，甚至有人企图借助外力对付他，只是被其他人及时察觉。昔日靠军队和地盘建立的权威，到了异国土地上，只能依靠极少数人的忠诚维持。
这场出逃的特殊之处，不只在于路线艰险，更在于它揭开了军阀集团瓦解时的真实状态：大人物尚能寻找落脚地，中层军官却常常被遗落在半途；曾经严密的部属关系，也会在粮食、财物和生死面前迅速分崩离析。叶成与马呈祥的不同结局，正是这段逃亡中最具体的一道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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