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晓明 | 抬棉籽包

本篇记录的是在严寒的腊月里，白天黑夜冒着大雪、踏着游冰抬棉籽包的故事，是另一种的艰辛。

1968年底到69年元旦后，正是二、三九的腊月天，连日下起漫天大雪，零下七、八度的低温，以后就直接下起冰雪，被时人称为游冰。雪上加雪，冰上加冰，整个大地冻成一块。在我看来，这是几十年来最冷的冬天。车辆停运，人们出行困难，生产队就更不能干活了。于是，大家都躲在家里避寒。我们就成天坐在五面透风、湿冷得如同冰窖似的下放屋的被窝里不敢下床。可床上又是光蓆一张没有垫被的，古衾多年冷如铁，长夜就更无法入睡了。这就是我们那时真实的生活，幸亏年轻啊！

正在万般无奈、嗷嗷待哺之际，一位偶尔出外的同学从半边街的邮所为我带来一封信，是二哥写来的。他说台芳棉花厂有抬棉籽包的小工可做，工作是艰苦的，但每天可以挣到两元钱，如愿意可以速来（信是好几天前到的）。真是救星到了，在这样的天气里竟能做上小工又能赚得高薪，简直就是天上掉下馅饼，眼前一亮，第二天我便动身。现在想想有些奇怪，那时大雪封山堵路，公路上的客车早已停开，我是怎么去的？我是会走了去的，但沥头渡的渡船还在开吗？我已模糊，反正第二天我就到了台芳。

我的印象里，台芳棉花厂建在台芳村东的山上，最高处是食堂；中间是大片比较破旧的厂房，还有些茅草屋；上下山仅是泥泞的小路；二哥的办公室就在下面马路边稍高处的两间平房里。他是力洋粮管所专派到这里来收购、调配棉籽运输的。

棉籽从棉花剥绒车间抬下要经过二哥屋旁，然后叠放到马路旁的空间，每天由大卡车运去油厂榨油，就是国家用来供应居民每人每月1.5两的食油。如大水冲走似的，那时早已没了菜籽油，更不见花生油、大豆油等。即使农民种了油菜籽也必须卖给国家；自己种的棉花，连棉籽油也吃不上。棉籽油无滋无味又少营养，更难堪的是那时杀棉虫的全是1059、1605、乐果等剧毒农药，而洒农药正是开花时节，能不让棉籽带有毒性？我做过多年的农村植保员，经常参加除虫是深知的，所以说到食用棉籽油就心里打疙瘩。但人们要生存就只得吃了，正如1960、61年大家都吃番薯藤粉、玉米芯粉也是一样。这种棉籽油我们至少食用了二十多年到改革开放后的若干年，农民种了承包责任田有了自主权，国家又基本上实行了市场经济，才逐渐谈出人们的视野。今天，人们连菜籽油也少人问津，还会去吃棉籽油吗？如此一想，社会不知进步了多少倍！可就有那么一些人还在时时怀念那时的“公平”社会呢！

花衣和棉籽的分离有两道工序：第一道是用剥衣机将花衣与棉籽分离。这样的棉籽若作为种籽就可以了，但若要拿去榨油就必须进行第二道工序，即将棉籽再在轧棉机上将附着在棉籽上的短短绒毛再剥离一次，就变成光溜溜一丝不挂的棉籽了。据说这样的棉籽加工成本低出油率又会更高些。我们抬的正是剥了两次去榨油的棉籽。

抬棉籽的小团队共有6人，都是力洋粮管所工作人员的家属，除我之外都是三十以上的家庭妇女。有一个组长，一个副组长。据说那30余岁长得高大、口无遮拦的组长是副所长的夫人。副组长年纪更大些是站长的夫人，见人笑笑，闲话不多，却有些心机。丈夫当个小官夫人也得小利呢！6人组成三杠，分早、中、晚三班倒上班，因为轧棉机是日夜连轴转的，我们必须跟着。待棉籽流入麻袋随时压实，上称必得100斤方可打包。杠上挂个绳圈，两人略下蹲让两边的绳子套住麻袋两角，然后将两个“耳朵”向下一压双手扣住就可以起抬了，因为这样简易又方便，抬到后只须双手一放麻袋就自然落地了。我抬后面就必须靠近麻袋就会多承重一些，这是我应该的，但没有戴手套的双手在零下七、八度的冰天雪地里就如刀割似的痛，不几天手背开裂而后就流血了，幸亏有二哥的蛤蜊油可抹。抬100斤的棉籽包不重也不难，难的是在如此的恶劣气候下，上下又是陡而小的冰路就显得困难了。我衣着单薄，没有帽子，没戴手套，也没口罩，雪花飘在身上，特别是耳朵和脸部是异常的冷。与我搭杠的是一位约莫三十来岁、非常朴实的妇女，厚厚道道成天没几句话，我们配合得非常默契。白天里抬着尚能看清小路，到了夜里，长长的近百米下山路，只有中部有盏昏黄的路灯，我们常似在黑暗中抬的。在下坡的冰雪路上滑倒是大概率的。她如滑倒，我在后面，双手又是扣着麻袋的可以让之着地未必跟着倒，或许还有救；而我滑倒就必然向后拉，她也必然跌倒，常是冰水一身泥。我没有多余的衣裤可换，在这样的环境下洗衣也是不便，下班后我总是将脏湿的衣裤揩揩挂在铁丝上待燥明天可穿，是从不洗的。待我们抬下回转，那正在灌的一包快已接满，赶紧去拼命挤压，然后上称打包，空余的时间是很少的，一天里究竟抬了多少包也是没数的。

早、中、晚班不可能一成不变，就得搭配安排，我们唯命是从。我到后第二天就上了早班，接着就是中班、下半夜班，然后休息一天。因为上了下半夜班已是第二天的早上6点，若马上接着上早班就等于要接连上16个小时的班是吃不消也不可能的，所以必得休息。我心里一点也不贪，以为4天里上三次班休息一天就可以挣上6元钱已是不错了，心里满足。我根本不会去了解组长是怎么安排的。各个班头本无多大搭界，各做各的，只要上下班能衔接好不误工作就可以了，但每次遇上组长，总要听她嫌七道八聒噪几句以显示她的权威。我们听着虽有些不快，却总以为做好工作即可，无意与之争辩，由她说上几句也就相安无事了。

如此的干活几个轮迴已过去十几天，有次我的搭档跟我说起排班不合理之事，她以为两个组长太自私有些愤愤不平，因为我们上三个班就得休息一天，4天里只能挣得6元钱，而她们两组4天里不仅上了自己的四个班，而且还上了我们拉下的一班，可以挣得9元钱，4天里就比我们多挣3元钱，如此一比，差距就大了。大家出门都是为挣几元钱而来的，又都是家属，怎能分出三、六、九等有这等差别？经她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太不合理了，不仅仅是钱，是欺人太甚。仅有的一点分班小权也要耍弄着去占有更弱势的人的便宜是否太势利了？我心中不平告诉二哥，其实他是知道的，因为我妹妹为带侄子前段时间也来住过几天，也曾抬过几天棉籽早就领教了，但为了太平他不说。于是，我也忍忍不说了。过了几天，组长又无事找事来呱呱训话了。我本就有些不服的，借此就应了回去：你专找人家的碴训斥人家，你自己做得怎么样？见我敢顶撞她早已勃然大怒，更因为话中有话竟敢责问她，就一定要我说出对她的意见，而且步步进逼非说不可，大有泰山压顶之势，活脱脱一只母老虎呢！被她逼得无路可退，我一时气急就说了出来，同样是小工，为什么我们4天排三班，你们不仅排了四班，而且还占有了我们的一班是什么道理？她原以为我这些天一直无话好管不放心上；更因为已经习以为常，如今被我说破先是一惊，脸色一红又一白，接着就是暴跳如雷：“我就是这样安排的，你怎么办？要做就做，不做可以离开；你有本领也可去告！”想不到她竟会如此的蛮横无理：“这是你家的工作吗？你既然这样横行霸道不说理我就不跟你说了。”我当时真有几分气，抢白了她几句就干活去了。我也想跟她评理，但静下心来我又改变主意了。我们都是息事宁人的，二哥不多事我来做几天小工就多事？自己可以拍拍屁股走路，二哥还在这工作啊！我就按下不说了。谁知她竟是恶人先告状，闹到所长那里，说我不服她管，非要将我回了不可。这就让我想到教科书上所说的，只有富人欺侮穷人，穷人都是互帮互助心心向印的话，可现实中富人倒未必都要欺侮穷人，而穷人欺侮更弱势穷人的例子比比皆是。同是一个单位的小工，辛辛苦苦在这里挣几元钱，本应平等对待、相互体恤、相互关怀才是，却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使出这样的手段去剥夺、占有更弱势的同伴的利益，还以为理所当然便是典型一例。看今日的那些临时城管、保安者，一旦制服上身就马上变脸，尽其微小的权力去欺诈更为低微的弱势者，不正是活生生的例子？谁又见过李嘉诚、马斯克、黄仁勋这些富人在欺侮弱势者？

好男不与女斗；再说在这里做几天小工就是做客，何必与人争高低？宁海人有句话说，鼻梁上打丝的人刻薄、寡情最难交往，干万要提防。此人我看她鼻上布满细纹，就是这样的人，应当远离才是。二哥更是不想多事的，我又何必？这样一想，我的火气下去心就平了。更要紧的一层，我已想到，我年纪轻轻，却已经受了不少苦难，既在异乡承受沉重的农活，又到处去寻求小工，难道这就是我的命运，要一辈子这样干下去？我应该趁年轻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摆脱苦难才有出息。比如在这里干活，除了劳累，即使休息也是无处可去索然无味，这是我企求的生活吗？

记得有一天休息，正好天气放晴，我去马路上转。在台芳车站旁的一间空荡荡的屋内，我看到了同学王成法正在低头制衣。他是我初一时的同学，而且比较要好。他父母都是宁海县街成衣社的职工，这在当时是比较吃香的，所以读了初一后他就进了宁海平调剧团，是让人们羡慕的。不知什么原因，1965年春，他被下放到了山头公社，但马上就被安排当了民办教师。有一次我们去山头赶市，听说后就爬上山去看望他（山头小学建在山上）。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还记得，在他寝室里的桌子上看到他哥哥在部队拍的穿着长大衣很有风度的全身照片，我是赞赏有加的。如今，他又做起裁缝来了，这与他父母的职业有关，也说明他有路数，其实他在读书时已在练缝纫了。他对自己的生活肯定是不满意的，而在我看来已是很落胃的了，虽然这些工作在今天看来是极平常的。我们已三、四年未谋面，故我很想与他交谈，可他低着头一门心思缝纫不得有空，我也只好作罢。四面通风，天气是那么的冷，我站了几分钟也就走了……于是让我想到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里制衣，是一种无趣的生活。因为他家的条件较好，我是以较高的标准去衡量他的，其实他的处境比我强多了，而我就没有想到自己的困境，好像应该受苦似的。而后，我就联系到自己，我一直以来的生活有趣味吗？能否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过上比较体面的日子？突然间，我的思想起了大变化，心里顿时急了起来。原来我还打算在这里再干十来天已近年关就可以直接回家了，现在我改变了主意，这里既无趣还是不做为好，及早回长街去。

第二天刚吃了早饭，出于意料之外，所长真的找上门来了。照我现在想想，他是绝不会将我一回了之的，肯定是想了解些情况作些调和，因为他应该知道这位组长的泼辣和专横跋扈是要伤人的。可我内心已定下不干了，当他问我情况时也就一言不发，我是等着要看所长的态度呢！照理说，把事情说清楚也是应该的，更何况理全在我这里呢！当然也有我年轻不会说话的一面，尤其看见所长就似天大的官，我有几分畏官呢！总而言之，我心中想定不干了，也就觉得没有说的必要了。所长见我不说，就转而问我二哥：“哪怎么办？”二哥见我不说也不知该怎么说，他也年轻呢！他肯定不愿多事，还是退一步息事宁人为好：“那就别做算了。”听了这话，我的心也放下了。也许出于所长的料所未料，他一时语塞，大家沉默了。过了片刻，所长站了起来：“既然如此就这样了，我也该走了。”他向我俩点点头就走了。

有理不说反让人以为理亏，事后想想我也曾有过后悔，觉得自己太窝囊了。不管怎么说，所长亲自上门来调解，不可以借此和盘托出，至少可以让他知道个来龙去脉，在我也可出口恶气，敢讲时怎能哑巴似的一句不说？

但也是一瞬间，我又转变了态度，因为我已经想明白了。

那天早上，我已是小鸟飞出囚笼似的畅快，中饭后我就回长街了。

在台芳棉花厂蹲了半月有余，唯一的好印象就是食堂的红烧肉非常好吃。二哥见我喜欢常会买了来；他出差去了交我饭菜票，我也总会买了来吃。七分钱一两我会挑一块肥瘦相间的五化肉让称了切细，和着饭，很快就下去了。干活也有劲，而且回味无穷呢！

还有一件小事我也一直记着不忘。当时侄子出生还仅六、七个月，嫂子没有正式工作，二哥工资又不高，经济是拮据的，可我一下就挣了二十几元，又在这里吃了半个多月的饭，增加了他的负担，可临走时我领了工钱一毛不拔、一走了之实在是太不应该了，以后想起总觉后悔。1968年是我最困难的时刻，也许我当时觉得自己太需要钱了，而兄长处占些便宜也无所谓，实在是太顾及自己了。

以后，我又逐步意识到，仅靠埋头生产队的积极劳动，或靠苦力去做做小工将永无出头之日，必须转变思路才有生机。这一根本的转变与69年正月下放的红卫兵同学的表现大有关系。比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不会像我们那样安心农村跌倒抓把泥，不是找关系就是装病回转，千方百计离开农村，离开农业。特别是“五.七”干校的下放者，他们还是发固定工资的可比我们强多了，是当时下放人都盼着要去的，可没过几天他们也急着要离开，对我影响尤大。我的一位同学有次来大湖玩就跟我说，现在没有招工机会，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利用有点知识的优势争取去当民办教师。首先可以摆脱繁重的农业劳动，又有固定工资可以吃上安稳饭；从长远看，也有民办教师转正的机会，就不比招工差了。我非常认可他的观点，觉得要向他学习朝这个方向努力，因为他不到半年就去任教了。而我已承受了五年的农民生活，心里有了摆脱的欲望，但我没有他们的魄力和活动能力，不会去求人，所以从没有付诸行动，仍在绣着地球。机会终于来了，1970年的三十年夜，我们全体同学没有回家过年，专为大湖乡亲们作慰问演出。也正是这天夜里，毫无关系的大湖学校的负责人叶xx主动找我谈话，让我与另外两位同去学校当民办教师。我内心喜悦，初二回家初五就赶了回来，作了充分准备全力以赴，但几个月后又被偷梁换柱回了生产队。我尽管心里痛苦，但没有怨言，也没有消沉，我要面子没在任何人面前说过。更因为换上的杭州知青不仅与我关系良好，而且还患有脉管炎，他同我几次说起是不能下田干农活的。并不是我有多高境界，同情心也不会让我与之竞争，而且我这时已是生产队的全劳力，完全可以靠干农活养活自己，比他强多了，只是失去了眼前的机会。我相信好心会有好报的。1972年，严重的胃病终于让我走上代课老师的岗位。几位领导一致推荐，第二学期我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六、七年民办教师的经历让我有了较多的时间去学习各科知识，让我以后有了重新上学的机会。关键的一步是多么的重要！

从69年开始，我就再也没去做过小工；离开生产队后，我就一门心思地投入改变命运的学习。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人去等待机会，而不会有机会来寻你；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在我的身上得到了应验。 2026年6月望海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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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罗晓明

□ 编排：天姥老人

□ 审核：乡土宁海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