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辞退那天几个主管刚私分完几百万奖金，隔天新董事长突然紧急召开高层会议，追问那个千万项目人在哪

我被辞退那天，是腊月二十三。

北方小年，天阴沉沉的，风刮在脸上跟刀片似的。

我抱着一个纸箱子站在公司大门口，里面装着我干了十七年攒下的东西：一只保温杯，两本翻烂的施工规范，还有一张去年评先进的红皮证书。

箱子不重，可我的手一直在抖。

半个小时前，我在二楼走廊尽头的大会议室门口，透过那道没关严的门缝，看见董超他们围着长桌坐着。

桌上摊着一摞一摞的现金，黄国兴正拿皮筋往一沓钱上套，于永康低着头数，指头在舌头上蘸一下，翻一张。

许飞坐在角落里，面前放着一台计算器，按几下，写几笔，又按几下。

“小苏，签个字，好聚好散。”这是黄国兴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签了。

我是被辞退的，理由是“架构调整”，白纸黑字，红头文件，人事部的章盖得端端正正。

十七年工龄，换来的就是那张纸，外加三个月工资的补偿款，财务说的，钱会打到卡上。

我站在大门口，风灌进领口，凉飕飕的。手机在兜里震动了一下。我掏出来看，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就六个字：“小苏，等我回来。”

我没存这个号码，可我知道是谁。

我师父宋永根，退休还不到半年，人突然就联系不上了。

我打了无数个电话，一直是关机。

他家里我去过，门锁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等我回来。去哪儿了？回不回来，干嘛去？

我把手机塞回兜里，转身往公交站走。走了没几步，后面有人喊我：“苏工！”

我回头，是人事部那个小姑娘，叫唐雅雯。她追上来，压着嗓子跟我说：“苏工，你师父走得急，托我把这个交给你。”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铁盒子，巴掌大小，锈迹斑斑的，像从哪个仓库角落里翻出来的。我接过来，沉甸甸的。

“他什么时候托你的？”

“就前天。他说如果公司找你谈话，就把这个给你。”唐雅雯顿了顿，又补了一句，“苏工，你师父走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她说完就走了。我站在风里，捏着那个铁盒，半天没动。

01

回到家，我把铁盒放在客厅茶几上。灯开着，暖黄色的光罩下来，那盒子上的锈迹显得更旧了。

我闺女苏小雨正在客厅写作业，抬起头问我：“爸，你怎么回来这么早？”

“单位没事，提前下班。”

我没跟她说实话。

她妈走得早，我从她上小学开始又当爹又当妈，家里边的事能瞒就瞒，能扛就扛。

工资本来就不厚，这要是让她知道我被单位撵出来了，孩子该睡不着觉了。

我走进厨房，把水烧上，又折回客厅。那铁盒静静地躺着，像一颗没引燃的雷。

闺女写完作业回屋了。我关了客厅的灯，坐在沙发上，把那铁盒打开。

里面没多少钱，也没存折。

就一个牛皮纸信封，和一本褪了色的硬皮笔记本。

信封打开，里面是一张纸条，上头写了两行字。

字很潦草，是师父的手笔，他的字我一眼就认得。

那两行字是：“小苏，账对不上。东西你先收好，等有人问起千万项目的事，再拿出来。”

落款是宋永根三个字，还有日期，就在他失联的前一天。

我拿起那本笔记本翻。

纸张已经泛黄了，边角卷起来，像被翻过很多遍。

里头是一笔一笔记的账，日期、编号、金额，还有几个人名字的缩写。

字迹密密麻麻，有的地方用红笔画了圈，旁边打了个问号。

我越翻心里越发沉。

那些日期和金额，我认得。

都是一年前城东工业区改造项目的进料验收和付款记录，那个项目，是我跟着师父从头到尾盯下来的。

可这上面的有些数字，跟公司报账的数字对不上。

差了多少钱？我没细算。但光看那几个被红笔圈出来的地方，我心里就有种说不出的凉意。

我坐在沙发上，翻到最后一页。

那里贴着一张照片，是两年前工地上的合影，师父站在最中间，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工装，笑得一脸褶子。

照片底下压着一张公交卡，卡套磨得发亮。

我翻过卡套，里头塞着一张字条，写着一个地址。

在城南老街区，和这个地址有关的人，叫周桂兰。

这个名字我没听过。但我知道，师父从来不做没头没尾的事。他既然记下这个地址，这个周桂兰就一定跟那笔对不上的账有关。

我没急着去找她。第二天一早，我先去了公司。

我没进大门，就站在马路对面的早点摊旁边，要了一碗豆腐脑，坐在塑料凳子上慢慢喝。眼睛一直盯着公司门口。

七点五十分，董超的车到了。

他下了车，夹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臃肿的棉衣裹着他微胖的身体，像一只被喂饱了的老鹰。

黄国兴随后到了，两人在门口碰了头，不知道说了句什么，黄国兴笑了，董超拍了拍他肩膀。

然后我的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黄国兴的声音传过来：“苏诚，我黄国兴。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是念在咱们共事多年的分上。董总说了，你师父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你最好别再打听。打听多了，对你没好处。你家里还有一个闺女要养，你说是不是？”

我没回话，挂断了电话。豆腐脑已经凉了，上面结了一层皮。我放下碗，起身走了。

他们知道我昨天拿到了那个铁盒。他们也知道我在打听师父的事。他们知道得这么快，说明公司里有人盯着我。

我回到家，把那本笔记本用塑料袋裹了三层，塞进衣柜顶上最里头，压在几床旧棉被底下。

02

第二天，我去了纸条上那个地址。

城南老街，是一片快拆的老居民区。

巷子窄得只能过一个人，两边是灰扑扑的砖墙，电线上晾着零星的衣裳。

我按着门牌号找到一栋老式筒子楼，三楼，东边那扇门。

门漆已经剥落了，露出底下的铁锈。

我敲了三下门。里头没动静。又敲了三下，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花白的头。一个约莫六十岁的老妇人，眼睛警惕地打量着我。

“找谁？”

“阿姨，请问是周桂兰周阿姨吗？”

“你是谁？”

“我叫苏诚，是宋永根的徒弟。师父托我来看看您。”

听到“宋永根”三个字，那妇人眼里的警惕更深了。她没有开门，只从门缝里说：“他徒弟？他自己怎么不来？”

“师父他……最近不在江城。”

“不在江城？”她眉头皱了皱，像是自言自语，“他说走就走，连个招呼也不打……”

我抓住这句话：“周阿姨，您最近见过我师父？”

她沉默了。过了片刻，把门打开了一条更大的缝：“你进来说吧。”

屋里陈设很简陋。一张木床，一个衣柜，墙角堆着一些旧纸箱。桌上摆着一个玻璃杯，孤零零的。周桂兰招呼我坐下，自己却在床边站着。

“你师父前些天来找过我，”她终于开口，“也是问千万项目账目的事。说公司账面有问题，想找我核对一份原始流水。”

“那您告诉他了吗？”

周桂兰摇摇头，又点点头：“我告诉他，当年的凭证都被收走了。但我手里还有一份底账，是我自己偷偷抄下来的。”

我心里猛地一跳：“底账还在吗？”

周桂兰没回答，她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往外看了看。

好一会儿，才转身对我说：“那本底账，我藏在我妹妹家了。我妹妹在农村，不在这边。”她顿了顿，声调压得极低，“你师父跟我说，有人盯着他，他不放心把东西放自己手里。”

“那我师父去哪儿了？”

周桂兰沉默了。她的目光落在桌上那个玻璃杯上，很久很久，才蹦出一句：“他没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师父他到底在躲谁？或者，他在找谁？

我起身告辞，走到门口时，周桂兰忽然叫住我：“苏师傅，那本底账，在账面上是看不出名堂的。你得把当年项目上每一块砖、每一袋水泥、每一车沙石的实发数量和报账数量对起来，才能算出真正被拿走的数目。你师父说你能算出来。他说你是他带过最细心的徒弟。”

她说完，不等我回应，就把门关上了。那扇铁门合拢的声响，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了好几圈。

我站在门外，心里翻涌得像开了锅。

师父他知道自己会出事，所以提前把线索留给了我。

他来找周桂兰，是想拿到底账作为最后的证据。

可他还没来得及拿到，人就失踪了。

我下楼时，在筒子楼门口碰见一个人。

那人是工程部的小刘，平时跟于永康走得极近。

他也看见了我，愣了一下，尴尬地打了个招呼：“苏工，您怎么在这儿？”

“来看个亲戚。”

小刘没再说什么，点了下头就走了。但我注意到，他走出十几步远，摸出了手机。

那天晚上，于永康堵在了我家门口。

03

于永康叼着一根烟，靠着车门站着，身后还跟了两个人。见我从楼道里出来，他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慢悠悠地走过来。

“苏诚，好久不见。”

我没停步：“有事说事。”

他就笑了：“董总惦记着你，让我来看看你。你说你一个中年人了，还带着个闺女，何必呢？”他伸出三根手指，“公司给你三个月工资，一次性给你。条件是：你手里那些东西，不管是纸条也好，盒子也好，统统交出来。你签个保密协议，以后跟宏远公司，井水不犯河水。”

我站在路灯底下，看着他那张油亮亮的脸，忽然觉得有点好笑：“于永康，你就这么怕我师父留了点东西？”

他的笑容僵了一下：“你说什么呢？谁能怕你们？我这是为你好。”

“为我好？”我看着他的眼睛，“那你们把钱分分好了，还怕什么呢？”

他脸上的笑意彻底没了。

沉默了一会儿，他凑近了半步，压着嗓子说：“苏诚，我告诉你一句话。你师父当年是有点本事，那千万项目没他真不行，可他把事做绝了。他要是识相，在老家安安生生养老，什么事都没有。他非不听，非要去捅那个马蜂窝。现在他人在哪儿？你去找找看，找得到吗？”

他说完，招呼那两个人上了一辆面包车，走了。车尾灯在夜色里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拐角。我站在楼下，被寒风吹得打了个哆嗦。

于永康的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头。

那句“你师父当年是有点本事，那千万项目没他真行”，和董超他们平时挂在嘴上的“项目是集体功劳”完全矛盾。

他们心里其实清楚，那个项目是靠我师父的命撑起来的。

可他们还是把他赶走了。

我上楼，躺到半夜也睡不着。

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师父那张脸，还有他写的那张纸条。

天快亮的时候，我迷迷糊糊打了个盹，做梦梦见师父站在工地上，穿着一身灰扑扑的工装，远远地冲我笑。

我想跑过去，可脚下像陷在泥里，怎么也迈不动步。

然后我就醒了，后背全是汗。

第二天中午，唐雅雯给我发了条消息。就几个字：“苏工，老董事长住院了。他女儿明天到公司。”

老董事长徐大山，中风住院快半年了，一直住在康复医院。按理说他的女儿到公司来，算不上什么大事。可我盯着那条消息，总觉得不对。

老董事长在这个节骨眼上让女儿到公司来，怕不是单纯来探亲的。

04

第二天早上，我没有去公司。我去了康复医院。

老董事长住的是单人病房，走廊里飘着消毒水的味道。

我站在病房门口，透过玻璃看见徐大山坐在轮椅上，半边身子歪着，右手蜷在胸前，只有左手放在轮椅扶手上。

他明显看见了我，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喉咙里发出含混的一声。

他的护工打开门放我进去。我走到他面前，蹲下去，轻喊了一声：“徐董，我是苏诚。”

徐大山嘴唇翕动着，想说什么却吐不出完整的字。

他颤颤巍巍地抬起左手，指了指床头柜的方向。

我顺着看过去，床头柜上压着一张照片，是一张工程验收时的合影，徐大山站在最中间，旁边站的是宋永根。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照片里的师父精神饱满，没那么多白头发。我指着照片上的师父，问徐大山：“徐董，您想跟我说他？”

徐大山点了点头，费力地竖起一根指头，指了指我，又指了指照片，然后在自己胸口轻轻拍了一下。

我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但那一刻我忽然有些明白，这老头子心里有一桩事，一直压着。

那天我没能跟他多说，护工说董事长需要休息了，我便起身告辞。

走出病房时，我在走廊上碰见了徐婉婷。

她穿着一件深色大衣，戴着一副细框眼镜，跟我碰了个照面。

“您是？”她问。

“我叫苏诚，是公司技术部的。”

她点了点头：“苏工，我正想找人打听一个项目的事。”

我心里咯噔一下：“什么项目？”

“城东工业区，”她看着我，“那个千万规模的改造项目，图纸上签字的是一个叫宋永根的老工程师。但公司档案里，项目负责人写的却是董超。我想知道，这个宋永根现在人在哪里。”

我没有立刻回答她。

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风灌进来，吹得她的头发微微扬起来。

我看着她那双眼睛，想了想，说：“徐总，这个问题，我建议您去问您的父亲。”

徐婉婷愣了一下，她往病房的方向瞥了一眼，点了点头：“我明白了。”

她没再追问。可我知道，她一定会查。

那天下午，我被取消了回公司拿技术资料的资格。

黄国兴让行政部通知我：“苏诚已经被辞退了，公司资料属于机密，不允许他再进办公区，也不允许他拷走任何电子文档。”

唐雅雯偷偷发来一张截图，是黄国兴在行政群里发的消息：谁再跟苏诚私下接触，按泄露公司机密处理。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盯着天花板。他们已经动手了，比我预想的快得多。

05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唐雅雯的电话。

她的声音压得极低：“苏工，董事长今天召开高层会议。董总、黄总他们都在会议室里了。我刚才路过的时候听到，董事长第一句话问的是，那个千万项目的人是哪。”

我的后背一紧：“她还说了什么？”

“她问了两遍。第一遍没人接话，第二遍董总说他负责。她就说，既然董总负责，那请董总把当时的技术细节讲一讲，她回来时间短，好多事不熟悉，想听董总说说那个项目的具体情况。当时会议室里没人说话，后来她让秘书来找您。”

“找我？”

“是的，她让秘书出来，说来公司的一个叫苏诚的工程师。苏工，您来一下吧。”电话那头的背景音里，似乎有什么人在叫唐雅雯的名字，她匆匆说了一句“您快点过来”，就挂了电话。

我站在客厅里，手里攥着手机，心跳得有些快。

我把那本笔记本从衣柜顶上取下来，想了想，又把铁盒也一并带上，坐公交去了公司。

门卫认得我，没拦。

我走进大楼时，很多认识我的同事远远看着我，有人点头，有人当没看见。

电梯上了三楼，秘书已经等在电梯口。

“苏工，董事长请您进去。”

我推开会议室的门。

长条形的会议桌边，坐满了人，董超坐在右手边第一个位置，脸上带着一丝不太自然的表情。

黄国兴坐在他旁边，低头翻着资料，好像在掩饰什么。

许飞坐在角落里，目光游移。

于永康坐在窗边，皱着眉。

徐婉婷坐在主位上，见我进来，她抬了抬手：“苏工，请坐。”

我坐下来，会议室里没人说话。

于永康看我的眼神，像刀子一样剜过来。

董超笑了，笑得很客气：“哟，苏诚啊。你不是不在公司了吗？董事长您看看，咱们开内部高层会，叫一个已经离职的员工来，这不太合适吧？”

徐婉婷没有接他的话。

她拿起桌上的一叠纸，说：“城东工业区改造项目，合同金额一千零三十万。工期一年零八个月。项目上的技术负责人签字是这个叫宋永根的工程师，请问现在公司里，有谁知道这个人在哪里？”

沉默。没人接话。

徐婉婷又看了一遍会议室里的脸，最后把目光落在我身上：“苏工，你知道吗？”

我坐在那里，所有人都盯着我。董超的眼神越来越重，于永康的嘴角微微翘起，那意思是：你说啊，你敢说。

我想起师父在电话里没说出口的声音。

他走的时候是个什么表情，他一个人坐上车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我摸了摸铁盒的边缘，开口说：“知道。宋永根是我师父。那个项目，从头到尾是他带着我盯下来的。他因为不愿意配合做假账，被公司清退了。他留下了一本账，上面记着这个项目的材料和出入库记录。至于他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失联之前托人转给我一句话，说等他回来。”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椅子挪动的声音。于永康站起来：“苏诚，你胡扯什么？”

“让他把话说完。”徐婉婷的声音不重，但很稳。

于永康站着的动作僵在那里，他看了看董超，董超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于永康坐了回去。

徐婉婷说：“苏工，你刚才提到的账本，能不能给我看一看？”

我说：“可以，但要当着公证人员的面。否则，我怕有些人说我伪造证据。”

这话一出，会议室里静得能听到吊灯电流的嗡嗡声。

于永康的脸涨得通红。董超低下头，慢慢喝了一口茶水。许飞的目光一直盯着自己面前那个文件夹，手指微微发抖。

只有黄国兴，他忽然笑了一声。

那笑声在寂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突兀。

他放下手里的笔，慢悠悠地说：“董事长，既然苏师傅把话说到这了，那咱们就把话掰开了讲。他说的做假账的事，我不清楚，他说的账本，我也没有看过。但既然双方各执一词，那好办，查账嘛。公司的财务凭证都在账上，谁做的假，账上总看得出来的。”

他把“账上”两个字咬得很重，好像在暗示我什么。

我迎着他的目光，心里忽然明镜似的。黄国兴敢说查账，说明账已经被他们做了手脚。他们今天坐在会议室里，不是怕我查账，是怕我不查账。

06

徐婉婷没有当场表态。她轻轻点了点头，反而问黄国兴：“黄总，您觉得查账是个好主意？”

黄国兴脸上笑意不改：“董事长，身正不怕影子斜，咱们把账打开来给审计看嘛。反正资料都在，财务凭证、出入库单、银行回单，要什么给什么。”

“好。”徐婉婷合上前面的文件夹，“那就按黄总说的办，查。”

三天后，审计组进驻公司。

带队的是集团会计事务所的老赵，五十多岁，头发灰白，做事一丝不苟。

他带着两个年轻人，把千万项目的财务资料调了出来，一页一页地翻。

证明确实如黄国兴所料，什么都有。

每一个环节都有单据，每一张单据都有签字。

材料采购、进场验收、工程进度款拨付、劳务费发放，看起来严丝合缝。

审计组老赵看了三天，翻了三天，第四天下午他给徐婉婷打了个电话：“徐总，从账面看，没有问题。所有凭证都齐全，财务对应关系也正确。”

徐婉婷把这个消息转告我时，我在家楼下的早点摊，手里捏着一根油条，半天没咬。

黄国兴在会议室里说要查账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敢这么说，一定是提前做好了套。

他们花了近一年时间，把账面做得天衣无缝。

师父的笔记本上记着那些对不上的数字，可如果账本已经被他们抹干净了，数字就变成了一堆对不上号的码。

我坐在早点摊的塑料凳子上，把油条放下，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疲倦。

我是不是不该跟师父搅进这潭浑水里？

我要是踏踏实实签字走人，拿那三个月工资，安安静静找个下家，日子不也照样过？

我闺女马上要念高中了，学费、补习费、生活费，哪一样不要钱？

我拿什么去跟董超他们硬碰？

我付了钱，站起来往回走。走了几步，想起师父那个电话，那句“小苏，等我回来”。

他那么大岁数了，兜里揣着一本旧笔记本，一个人跑到不知道哪里去，连手机都不敢开。他都没退，我这个当徒弟的，有什么脸退？

当天晚上，我去了周桂兰家。

这次她没有像上次那样警惕。

她让我进门，坐在那张旧木床上，从枕头底下掏出一部老式手机，递到我面前。

屏幕上是一条短信，没有号码，只有一句话：“桂兰姐，那本底账千万忍住，别交。等我消息。”

“你师父昨天给我发的。”周桂兰说，“他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弄了个新号。”

我看着那条短信，心里翻江倒海。

师父他还在，他还在外面活动，他让我等着。

我点了点头，把手机还给周桂兰，跟她说：“周阿姨，底账放您那里，先不动，我听师父的。”

她点了点头，沉吟片刻，又说：“不过你得知道一件事。那本底账上记的东西，只到去年九月份。九月份之后的，我没记。”

我心里一沉：“为什么？”

“因为我九月份退休的。退休之前，有人找过我，让我把经手过的所有凭证都交上去。”她看了看窗外，“我没全部交，留了一手，可他们要的就是我从头到尾经手的全部材料。我只要不全交，他们就知道我还有底账。他们一直在找我。”

她的声音明明轻，我却像听到了一声惊雷。

我离开周桂兰家时，已经快十点了。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我摸着黑下楼，走到二楼拐角，忽然听到下面有脚步声。

是两个男人，停在楼道口，似乎在低声说话。

“……就是这栋楼，她住三楼。上不上？”

“于总的吩咐，先别打草惊蛇，等里头的人走了再动。”

我站在黑暗的楼梯转角，后背一下子贴紧了墙壁。手心冒了一层汗，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于永康已经找到周桂兰的住处了。

他们一直在盯着周桂兰。

07

我没敢再往下走。折回三楼，轻轻敲了敲周桂兰的门。她开门，见是我又回来，愣了一下。我压低声音：“底下有人。”

周桂兰脸色刷地白了。

我让她把门锁好，栓上链条，然后掏出手机，给唐雅雯发了条消息：“我在城南老街东四巷，出事了，帮我想办法。”唐雅雯很快回了我：“我报警，你别动。”

楼道里传来打火机的声音。

有人在抽烟，声音断续地飘上来。

我的手机屏幕亮着，打出的字都带着一点抖。

警察来得很快，大约二十分钟后，楼道口传来一阵动静。

我听见有人喊了一句“谁报的警”，然后是急促的脚步声往楼下跑了。

从窗户往下看，夜色里有两个人影匆匆拐进了巷子深处。

警察上楼来问了情况。我说是有人踩点，怀疑要偷东西。警察登记完就走了。我陪着周桂兰坐到后半夜，等到巷子里彻底安静，才离开。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康复医院。这件事已经被人盯上了，账本的事瞒不住了。我得见徐大山，把事情问清楚。

病房里，徐大山坐在轮椅上，护工说他一夜没怎么睡，眼睛有些肿。

他看见我，抬了抬左手。

我把门关上，坐到他对面，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

从师父留下铁盒，到周桂兰手里的底账，到黄国兴在会议上提出查账，再到昨晚有人堵在周桂兰楼下。

徐大山听着，喉咙里不断发出含混的声音。

好几次他似乎想说话，却只有断断续续的嘶哑。

他急得额角青筋绷起，左手在轮椅扶手上拍了两下。

我帮他把写字板拿来，他捏着笔，歪歪扭扭地写了一行字，笔画挤在一起，像老树根结的疤：“你师父当年改过一版工艺方案。那方案救了整个项目。”

我盯着这两行字，脑子里轰的一声，像有什么东西被炸开了。

千万项目进行到一半时，出现过一次严重的质量隐患。

地基处理方案有问题，如果不修正，后期整栋楼都会出现沉降裂缝。

董超为了赶工期压成本，不愿意换方案。

是师父连夜翻了一宿档案，把工程地质报告里的数据重新算了一遍，提了一个修改方案，亲自带着技术人员在工地上盯了三天三夜，才把质量风险压下去。

这个功劳，董超抢了。

验收报告上，方案审批人的签名是董超，而改动意见那一栏，师父签的字被划掉了。

这件事在项目部传过一阵子，后来被压了下来。

“徐董，您是说……我师父的名字，被人从图纸上抹掉了？”

徐大山点了点头，又写下几个字：“他不想让我为难。”

我把写字板轻轻放回他手边，不知道怎么接这句话。

师父他是那种人，受了天大的委屈，也就是笑一下，说“算了吧”。

可他越说算了，心里越是过不去那个坎。

我离开病房时，在走廊上又碰见了徐婉婷。她手里拿着一叠文件，见了我，站定脚步。

“苏工，公司那个审计，账面暂时看不出太大问题。但你师父的笔记本上记的那些差异，我已经在另外想办法查。”她顿了顿，“我爸今天早上让人给我打了电话，说的事跟你有关。”

我没说话。她又说：“苏工，那个项目，我想请你以技术顾问的身份，配合我的调查。不经过公司，直接对接我本人。”

我看着她的眼睛，琢磨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一个刚被辞退的工程师，一夜之间，被新董事长点名做技术顾问。

我嘴唇动了动，喉咙有点干：“徐总，你信任我？”

“我信任证据。”她说，“你师父留下的那些数字，我去核实过，是真的。”

她没多解释，转身走了。我站在医院大厅门口，冬日的阳光隔着玻璃门照进来，落在地上，有点刺眼。

08

我从医院出来，刚到家门口，手机响了。是周桂兰打来的，她在电话里哭得一塌糊涂。

“苏师傅，我妹妹家那边……今天早上有人去问了。我妹妹给我打电话，说有两个男人去村里找我，问我搬哪儿去了。她吓得不敢开门。”

我握着手机，心跳得像擂鼓。他们找不到周桂兰，就开始找她的家人。他们已经疯了。

“周阿姨，您听我说，”我尽量稳住声音，“底账放在您妹妹家不安全了，得挪地方。您能取回来吗？”

周桂兰在电话那头停顿了很久：“……明天白天，我回去一趟。”

“我陪您去。”

她沉默了许久，长长地叹了口气：“不用，我自己去。你陪我去，反而惹眼。到时候我把东西带到我家这边来，我再联系你。”

挂断电话后，我坐在沙发上，很久没有动。

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客厅里没有开灯，只有手机屏幕微弱的光映在我脸上。

我回忆起师父笔记本上的日期和金额，回忆起师父那张泛黄的旧照片。

我对自己说，苏诚，你不能停。

你已经走这么远了，你还怕什么呢？

第二天中午，周桂兰没有打来电话。下午一点，我给她打过去，没人接。又打了一个，还是没人接。

我心里咯噔一下。

穿上外套就往城南赶。

到了筒子楼，一口气冲上三楼，门锁着，拍门没人应。

邻居说：“周阿姨一大早就出门了，说去趟乡下，回来再没见着她人。”

我的心沉到了底。下楼时腿有点发软，靠在楼道口那面墙上，强迫自己冷静。她的手机关机了，没人接，不知道是因为没电，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我给唐雅雯打电话，把事情简单说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苏工，您先别急。就快出结果了。”她的语气让我觉得奇怪，好像她知道些什么。

我没有追问，挂断电话，蹲在路边，摸了根烟点上。

烟抽到一半，手机震了。我以为是周桂兰，掏出来一看，是徐婉婷。

“苏工，你把这个号码存一下。我的私人号。”她顿了顿，“你师父的事情，我已经有一些头绪了。你师父在失联之前，曾经在一个私人会所见过一个人。”

“谁？”

“徐大山。老董事长。”她说，“我爸的秘书查到的记录。十天前，你师父跟我爸见过一面。那天晚上，我爸就中风了。”

09

我赶回医院的时候，徐婉婷已经在病房里了。徐大山躺在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脸色蜡黄。护工说他血压又上去了，医生让静养。

病房里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藏青色夹克，戴着眼镜，像是秘书。

他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见徐婉婷进来，鞠了个躬：“徐总，您上次让我查的事，有结果了。”

他递过文件袋。徐婉婷拆开，抽出里面几张纸，看完之后递给我。是一份银行流水的复印件，上面有几笔转账记录，收款方是董超的私人账户。

“这些钱是从千万项目的共管账户里分笔转出来的，”秘书说，“时间是去年八月到十二月之间。总金额三百多万。”

徐婉婷的眉头动了一下，把我拉到走廊上。

“董超以为他把凭证都处理干净了，但他没想到银行那边流水是走另一个系统的。这是我托人从银行系统里调出来的记录，过了法律程序，可以作为证据。”她顿了顿，“加上你师父笔记本上的时间点，两边一对照，就能把每一笔转账对应到具体的报销单据上。”

我的脑子飞速地转着。

那张复印件上的日期，跟师父笔记本上被红笔圈出的日期，几乎一一对应。

这意味着，师父在退休之前就已经在追查账目异常了。

他一笔一笔地记，一个日期一个日期地比，硬是在密密麻麻的账目里，拼出了一张网。

“你师父去找我爸，就是为了这个。”徐婉婷说，“他知道我爸手里有项目的底档材料。他想让老爷子出个证明，确认当时的工程进度和付款情况。但那天晚上，我爸就出事了。”

她的话没说完，后面的意思已经够清楚了。

师父去找老董事长讨说法，老董事长刚知道徒弟被赶走的真相，想要治住董超的猖狂作为，却一急之下中风发作。

师父目睹老董事长倒下，眼看口不能言，唯一能作证的人也倒了，他不敢再指望公司里的任何人，就一个人跑了出去。

他要保全证据，也要保全自己。

我闭上眼，仿佛看见十天前的那个夜晚：师父坐在徐大山面前，指着一页页账目给老人看；老人脸色青紫，身体歪向一侧；师父慌了神，喊来护工，自己却趁乱离开了。

他不跑不行，董超一旦知道他是最后的证人，第一个要灭口的，就是他。

可他跑了，也没有真正跑远。

他还在周桂兰的旧手机里留下了一条短信：“等我消息。”他知道周桂兰手里有底账，他也知道他徒弟会发现那个铁盒。

他把那本笔记本留给了我，又把周桂兰这个线索留给了我。

他走得很急，但每一步，都是算好了的。

我拿着那张银行流水复印件，看了很久，手指尖微微发麻。

当天傍晚，周桂兰的电话终于通了。她的声音沙哑，像是哭过：“苏师傅，我回来了。底账拿回来了。”

“您没事吧？”

她沉默了一阵：“到村口的时候，我妹妹说，有两个陌生人在附近转悠。我没敢直接去她家，让我外甥骑摩托把东西送到镇上给我了。你放心，东西在我这里。”她停顿了一下，“苏师傅，你说，这账本交上去，真的能把那些人送进去吗？”

“能。”我说，“一定能。”

晚上九点，我接到徐婉婷的电话。

她说：“苏工，我这边已经委托会计事务所重新做了一遍独立审计，以银行流水为主线、以你师父的笔记和周桂兰的底账为对照，重新排查千万项目的资金去向。明天上午九点，公司会议室，当面对质。”她顿了顿，补了一句：“公证人员和律师都会在场。事情到这个份上，该收了。”

我挂了电话，拉开抽屉，把那本笔记本拿出来，放进了文件袋里。明天，就是交卷的时候了。

10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准时到了宏远公司三楼会议室。

徐婉婷坐在主位。

她左手边坐着审计组的老赵，右手边坐着一名公证处的工作人员，身后站着两位律师。

董超、黄国兴、许飞、于永康都在。

会议室里没有多余的人。

徐婉婷先开了口：“根据审计组重新核查的结果，城东工业区改造项目的共管账户，去年八月至十二月间，分十二笔转出资金，合计三百一十六万元。收款账户，是公司副总董超的个人银行卡。”

董超手里的茶杯顿住了。

他抬起眼皮，看了看徐婉婷，又看了看那排审计人员，笑道：“董事长，这笔钱是转出来做材料款的，都是正当业务。账面你们也查过了，凭证都在，哪一笔对不上？”

徐婉婷没说话。

她把一份银行流水复印件推到董超面前：“董总，这是从银行系统里调出来的原始流水。您说这些钱是材料款，那么，请您把这些钱对应的材料采购发票和出入库单找出来。要是找得齐，我当着大家的面道歉。”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董超的手放在桌上，手指微微搓动：“那些单据，在仓库账里，需要时间找。”

“不急。”黄国兴接了一句，“一点时间总能等的。”

黄国兴刚说完，秘书敲门进来，在徐婉婷耳边低声说了句话。徐婉婷点了点头，看向许飞：“许经理，您办公室里有几位客人，说想见您一面。”

许飞的脸刷地白了。

他坐在椅子上僵了一阵，像要做点什么，又不太敢。

最后他缓缓站起来，一步一步出了门。

没过五分钟，会议室门重新打开，许飞回来了，身后跟着两名穿着制服的人。

他低着头，走到座位边，没坐下，站着，嘴唇抖了半天，终于蹦出一句：“我交代。账目是董总让我做的。章是他盖的，钱也是他分的，我只负责做账，没多拿一分。”

这句话像一根引线，把整间屋子的沉默一下子点燃了。

于永康猛地站起来，桌角带翻了一杯水：“许飞你他妈胡说什么！”董超桌下的手攥得青筋暴起。

黄国兴却缓缓地往后靠，像一截烧完了的蜡烛，塌下去。

当天下午，城东工业区项目的问题就定了性：董超涉嫌职务侵占，涉案金额三百一十六万元，其中个人所得一百四十万。

黄国兴参与分发和掩饰，许飞参与做账，于永康参与虚报工程量。

四人同案处理，那笔钱从董超的私人账户里追缴回了一百二十七万，其余的，各自退了。

一周之后，我在公司门口，见到了宋永根。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头发比半年前白了一大截，眼窝深陷，但眼神还是稳的。

他站在门口的台阶下，徐大山坐在轮椅上，护工推着他，两个老人正说着什么。

阳光铺在他们身上，带着初春的暖意。

徐婉婷站在我旁边，轻声问：“苏工，考虑得怎么样了？先生聘书还为你留着。”

我看着师父的背影，他正跟徐大山说着什么，说话的时候手指轻轻点着轮椅的扶手，像在比划工地图纸。

那个动作我一万个熟悉，是他指点年轻人看图纸时敲击桌面的习惯。

我终于说：“徐总，谢谢你的好意。但聘书你留着吧。”

她没说话，隔了一会儿，问我：“为什么？”

我说：“师父答应我了，返聘合同他签。”

说完我笑了笑。徐婉婷也跟着笑了一下，没有再劝。她看着前面那两个老人的方向，语气平静：“那就让老师傅带新人吧，他在哪签都一样。”

我没接话，看着师父慢慢转过身，朝这边走来。

他走得很慢，步子和从前比明显迟缓了许多，但步子还是稳的。

经过我身边时，他停了一下，什么话都没说，只轻轻拍了拍我胳膊。

那只手粗糙，干燥，带着一点灰扑扑的烟味。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走出十几步远，才开口喊了一声：“师父。”

他没回头，只是摆了摆手，像很多年前在工地上叫我干活时那样。

我站在原地，没有再追。

冬天的风还在吹，可日头已经出来了，照在身上有一点暖意。

行了，该收的账收了，该回来的人也回来了。

日子还长，慢慢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