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很多人看待贺子珍离开延安这件事，习惯简单归结为夫妻之间闹矛盾，却很少去回望她一路走来的遭遇。一个在战火里拼过命的女性，做出远赴异国的选择，背后是身体、家庭、现实处境一层层积压下来的重负，并不是一时冲动的赌气。
贺子珍早年投身革命，是井冈山时期为数不多的女红军，参与过永新暴动，之后在革命根据地从事机要、宣传工作，一路跟着部队经历无数艰险。她和毛泽东相伴的岁月，几乎全部处在动荡的战争环境当中。在苏区时期，她接连生育，可残酷的战争现实，让她的孩子大多没能留在身边。有的孩子生下来，因为部队不停转移，只能托付给当地老乡抚养，之后再也没有音讯；有的孩子出生不久便夭折。一次次失去骨肉，这份伤痛，一直埋在她心里。
1934年长征开始，贺子珍怀着身孕跟随大部队出发。行军路上，敌机空袭，为了掩护担架上的伤员钟赤兵，她扑上去护住对方，身体被弹片击中，头部、背部多处负伤。当时条件极度简陋，没有办法把全部弹片取出，一部分弹片就留在了体内，伴随她往后的一生。即便身负重伤，她依旧咬牙坚持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的时候，身体已经留下难以根除的病根，时常被病痛折磨。
红军落脚陕北，之后中央机关迁到延安，环境总算相对安定下来。可贺子珍的身体并没有随之好转，体内残留的弹片时常引发疼痛，贫血、身体虚弱的问题也一直存在。她曾经进入抗大学习，但是身体吃不消，没多久就只能休学养病。延安本地缺少手术条件，想要把体内弹片取出来，只能去往外地寻求更好的医疗。
延安的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大批爱国青年、知识分子涌入延安。毛泽东的工作愈发繁重，日常事务排得满满当当，两个人能够静下心交流的时间越来越少。贺子珍本身性格刚烈要强，经历过常年的战乱苦难，内心本身就敏感。面对全新的环境，对比大批受过系统教育的青年，她内心也生出落差，想要外出学习提升自己的想法，也在这个时候慢慢萌生。
1937年，史沫特莱来到延安，随之发生的吴光伟事件，成为夫妻关系矛盾激化的导火索。这件事在延安小范围传开，贺子珍情绪受到很大冲击，双方爆发激烈争吵。毛泽东认为她在外宾面前失态，不顾大局，贺子珍却觉得自己的委屈没有被理解，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
矛盾叠加身体的病痛，贺子珍正式提出，想要离开延安，前往上海做手术取出弹片，同时借机学习。一开始毛泽东并不赞同，反复劝说她留在延安，等以后有合适机会再外出。可贺子珍态度十分坚决，坚持要走。1937年8月，趁着毛泽东外出参加洛川会议，贺子珍动身离开延安，前往西安，计划从这里转道上海治病。
等毛泽东回到延安，才发现贺子珍已经离开。他接连写信、派人前往西安劝说，希望贺子珍能够返回延安。可贺子珍没有回头。就在她滞留西安等待前往上海的机会时，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遭到日军进攻，去往上海的道路彻底断绝。原本的计划落空，身边不少人劝她就此返回延安，贺子珍依旧不肯改变主意。
这时候，她得知可以转道去苏联，苏联既可以治病，也能够学习。她便从西安去往兰州，兰州办事处的谢觉哉也多次劝说她回延安，毛泽东也发来电报劝她回来，可贺子珍意志坚定，坚持要前往苏联。1937年底，她辗转经由新疆，动身去往苏联，这一走，就是十几年的光阴。
去到苏联之后，现实并没有像她预想的那样顺利。她依旧要承受伤病的折磨，在苏联期间，她又生下一个男孩，孩子没多久就夭折。异国他乡，远离故土，身边缺少亲人陪伴，精神上的孤独，加上身体的病痛，让她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1947年，贺子珍才得以回国，这时候，她和毛泽东已经分开多年。
1959年庐山，两人终于有了一次短暂的见面，时隔二十多年，匆匆会面之后，又再度分离。
后世提起贺子珍离开延安，总会有不一样的声音。一部分人认为，她本可以选择留在延安，不必远赴异国，是性格执拗造成了后来的人生遗憾。也有不少人看到，她身上背负的不只是夫妻之间的争吵，还有战争留下的身体创伤，接连失去孩子的精神打击，以及身处时代环境里的种种无力。
历史没有办法重来，我们很难用今天的眼光，去评判当年一个人的抉择。她是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承受过战争带来的肉体与精神双重创伤。当年那一次决绝的离开，到底是一时意气，还是长期积压之下的无奈选择，直到今天，依旧会引来不同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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