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建安三年十二月，下邳白门楼，曹操面对的并不只是一个败军之将。吕布被捆在高处，城中残兵已经失去抵抗能力，刘备、关羽、张飞等人也在旁边。曹操只要点头，吕布的生死便会立刻落定。
这件事后来被反复讲述，甚至演化出“郭嘉叹息曹操斩错了人”的说法。不过，现存史料并没有记载郭嘉在白门楼说过这句话。郭嘉当时确实在曹操身边，但他真正留下的判断，是关于刘备，而不是替吕布求情。
吕布被擒后，先是向曹操陈说自己的本领。他认为，曹操若统率步兵，自己率领骑兵，天下便没有不能攻取的地方。这个设想并非全无道理。吕布长于骑战，麾下并州兵也有一定战斗力，对当时正在扩张势力的曹操而言，确实是一份诱人的军事资源。
曹操一度动心。
吕布见状，赶紧说道：“明公若用我，天下不足忧。”
旁边的刘备却没有长篇大论，只提醒曹操：“明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
丁建阳，即丁原；董卓，则是吕布早年的两位主君。吕布先后杀丁原、诛董卓，转投他人并不以信义为重。刘备只提两个人名，却把吕布最致命的旧账摆到了曹操面前。
《三国志·吕布传》记载，吕布临刑前曾对刘备说：“大耳儿，最叵信者。”这句话当然带着败亡者的怨恨，但也说明刘备的提醒并非普通劝说，而是直接改变了曹操的决断。
曹操最终下令缢杀吕布。随后，陈宫、 高顺等人也相继被处置。吕布死于建安三年十二月，年约三十八岁。这个结局并不令人意外：他勇猛过人，却屡次背主，最终让自己的武力也无法抵消政治信用的破产。
真正值得琢磨的，是曹操为何没有同样处理刘备。
郭嘉对刘备的评价，见于《三国志·郭嘉传》：“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这不是简单的夸奖，而是一种带有警惕意味的判断。刘备屡遭挫败，却总能重新聚拢人马；他没有固定地盘，却能够在不同势力之间保存实力。这样的人，眼下或许微弱，长远却很难控制。
郭嘉的意见也很明确：刘备不能轻易杀掉，否则会让天下人认为曹操不能容纳贤才；但也不能放任，更不能给他独立发展的机会。较为稳妥的办法，是把刘备留在许都，授予名位，限制其行动，使其失去重新聚集力量的条件。
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困而不杀”。
可曹操当时正处在声势上升阶段。建安三年，他击破吕布，次年又在官渡之前逐步稳住中原局面。对于一个刚刚消灭强敌的统帅来说，刘备的威胁看上去远不如吕布。曹操或许认为，自己既然能制住吕布，也能驾驭刘备。
偏偏判断错在这里。
建安四年，袁术病死。曹操派刘备、朱灵等人率兵前往截击袁术，刘备一离开许都，便在下邳反叛，杀徐州刺史车胄，重新占据徐州。这个决定，使刘备重新获得了军队、地盘和政治声望，也让曹操不得不亲自东征。
曹操很快击败刘备，攻破下邳，刘备转投袁绍。但刘备没有因此消失。他先后依附袁绍、刘表，又在荆州积蓄力量。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后，刘备借荆州南部发展，逐渐拥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有意思的是，曹操当年杀掉吕布，是为了清除一个危险的军事对手；放任刘备，则是因为暂时看不出立即的威胁。一个是眼前的猛将，一个是尚未成势的政治人物。曹操处理了前者，却低估了后者的恢复能力。
郭嘉于建安十二年病逝，时年三十七岁。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郭嘉并未亲历。后世把他与赤壁联系起来，常常是因为他早年对刘备的判断，也因为人们习惯把历史转折归结到某个关键人物身上。但赤壁的失败，涉及兵力调度、疫病、军心、江战经验以及孙刘联盟，并不能简单归咎于“郭嘉若在便必胜”。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夺取汉中，自称汉中王。曹操虽曾从关中进军汉中，却因补给困难和战局变化撤退。此时的刘备，已经不再是白门楼旁那个借一句话置吕布于死地的旁观者，而成了足以与曹操、孙权分庭抗礼的势力首领。
白门楼上，曹操斩吕布并没有错。吕布反复无常，留下只会增加统治风险。真正的问题在于，他没有按照郭嘉的判断限制刘备。历史的讽刺不在于“斩错了人”，而在于看准了一个人的危险，却没有把这个判断贯彻到底。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终年六十五岁。那时，刘备已经占据汉中，孙权控制江东，三国鼎立的基本格局正在形成。白门楼的处置早已结束，可那场关于“杀谁、留谁”的选择，仍在后来的战争中不断显出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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