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教授之死，如何反映出欧洲政治的困境？

民智评论

作者：邵逸飞，民智国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正文约3000字，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

杰森·阿尔代（Jason Arday）的名字，曾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新闻里。

2023 年，37 岁的他即将成为剑桥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黑人教授。媒体反复讲述他的故事：童年确诊为自闭症，说话和识字都比同龄人晚得多，最终却走进了世界顶尖学府。

三年后，2026 年 8 月，风向变了：论文涉嫌抄袭，个人经历遭质疑，引咎辞职……

8 月 14 日，他被人发现死于伦敦家中，距离他辞职仅过去九天。

有人认定，这是多元化政策牺牲学术标准的必然结果；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场由种族偏见与舆论围攻酿成的悲剧。

阿尔代承认早期研究存在疏漏，但否认自己是学术欺诈者。

争议虽尚未厘清，但他的人生已被提前分配好两种角色：要么充当平等进步的奇迹，要么充当平等失败的证据。

一位教授，凭什么有义务承担整套欧洲政治理念的输赢？

▲ 剑桥大学教育系，耶稣学院（Jesus College）教授杰森·阿尔代（图源/ St Mary's University Twickenham）

调查论文，还是身份审判？

论文是否存在抄袭，需要核查文本、数据、引用和研究过程；招聘是否失当，需要检视评审记录、资格审核，以及学校收到举报后究竟做了什么。

上述问题，不因当事人的肤色、出身和残障经历而免于调查。

纵使一个人的论文有问题，也无法推导出“黑人学者能力不足”，更推不出“所有促进平等的政策都该取消”。

但仔细揣摩后，我们会发现，开源的信息似乎远不止一份判决书。

授予他博士学位的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此前认定他未构成抄袭。同时，剑桥大学宣布调查其聘任与任职过程。9 月初，英国政府仍在敦促剑桥确保调查独立、严格。

要求大学回应疑点，完全正当。但把正当质疑一概归为歧视，既损害学术共同体，也伤害那些安静做研究的少数族裔学者。

反之，把举报者可能存在的偏见当成不必讨论的事，同样站不住脚。

一份文本比对可以有证据价值，而提交它的人也可能发表过种族主义言论。这两件事并不能互相抵消。

▲ 杰森·阿尔代案的指控者内森·科夫纳斯（Nathan Cofnas）被处以三个月停教处分，但可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图源/卫报）

值得注意的是，要求问责的并不只有右翼评论者。

《卫报》报道，一些剑桥学者同样呼吁独立调查：他们担心学校把阿尔代的聘任当成改善师资多样性的“捷径”，最后反而把火引到所有黑人学者身上。

这不是一道二选一的题：要么维护平等，要么维护标准。

真正的问题是：欧洲的大学究竟有没有一套可信的程序，能同时守住这两者？

选出一个代表，比改变一套制度容易

阿尔代受到的关注，不是空穴来风。

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ESA）的数据显示，2021 年，全英国两万三千多名教授里，黑人只有 165 位。

▲ （图源/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

这个数字无法直接归因，但至少说明：杰森·阿尔代教授所进入的那个学术世界，远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多元。

一个工薪家庭出身的黑人学者走进剑桥，对很多学生来说确实意味深长：看见一个和自己经历相近的人站在讲台上，会改变他们对“这里有没有我的位置”的想象。

问题在于，代表性的改善，太容易被拿来替代机会结构的改善。

增加博士资助、拓宽招聘渠道、提供无障碍支持、减少研究人员的短期合同，等等等等，这些都需要真金白银的持续投入，都要动资源分配的格局。

相比之下，推出一位“克服万难的成功者”，传播效果立竿见影。

这当然不是要在调查结束前，就断定剑桥当年的聘任动机。

它提醒我们的是一种制度性的诱惑：大学一边想守住精英地位，一边需要证明自己足够开放，而一个跨越重重障碍的奇迹，恰好能把这两件事缝在一起。

假如故事足够动人，人们就容易忘记追问：那些没能成为奇迹的人，后来过得怎么样？

2026 年发布的一项英国科研人员就业调查，记录了 256 名固定期限合同研究者的处境。

搬家、签证、合同间隙里不发工资的月份，一点点掏空他们的积蓄。

有人说：“一个月一个月地撑下去没问题，可你没法建立起自己的生活。”

这句话显然不会被大学拿来作为宣发，但它更接近多数普通研究者的日常。

对缺少家庭托底的人来说，能不能继续做研究，有时不取决于热情，而取决于能不能承担下一次搬家。移民研究者还要额外算一笔账：签证成本、居留风险，都压在本就微薄的收入上。

这些门槛一天不降，少数人的成功再耀眼，也无法等同于制度性的变革。

▲ 英国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人们参加由“反对种族主义”组织举办的守夜活动，悼念杰森·阿尔代。（图源/路透社）

欧洲政治的分配和身份难题

欧洲各国的大学制度、福利安排和种族历史各不相同。

诚然，阿尔代事件也不是理解欧洲政治的万能钥匙。但它确实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当改善生活、扩大机会变得越来越难，围绕身份的象征性交锋，往往成了更容易交差的政治成果。

英格兰学生事务办公室 2026 年的报告显示，2024—2025 年度，35.8% 的受监管高校出现赤字。

监管者同时警告，不少机构对未来财务好转的预期，建立在过于乐观的招生增长预测上。

名义上是教学研究机构，实际上越来越需要争夺生源、捐赠和公众的注意力。

放大到整个欧洲，类似的落差无处不在。

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Eurofound）2025 年的网络调查发现，低收入者和租房者承受着更明显的生活压力，经济不安全感也与较低的制度信任相伴。

网络调查代替不了所有欧洲人的处境，但这些数字值得认真对待。

对一个每个月都要重新算一遍房租的人来说，“社会变得更包容”如果始终落不到生活里，终究显得遥远。

一些进步派机构的毛病，是把社会公平压缩成精英席位上的代表性：谁进了名校，谁坐进了领导层，谁成了新的成功榜样。

一些右翼政治力量则给出另一种解释：你的机会变少，是因为制度偏袒了“别人”。

▲ （图源/新华网）

前者高估了象征的意义，后者把资源不足转译成了群体之间的敌意。两者的道德成色并不一样，但结果可能殊途同归，因为真正棘手的问题被掩盖：机会为什么这么少？资源怎么分？谁在转嫁风险？

当然，歧视不是收入问题的附属品。工资和住房即便改善了，肤色、性别和残障带来的不平等待遇也不会自动消失。

与其在“谈身份”和“谈阶层”之间二选一，不如把它们放回具体的生命体验当中，仔细去思考，谁更容易被挡在门外，谁又更难承受进门之后的成本。

否则，杰森·阿尔代教授这样的个体会永远成为被争夺的对象——他成功时，有人拿他证明制度开放；他受质疑时，有人拿他证明平等荒唐。

而那些原先早就被边缘化的人，则越来越不被人提起。

结语：个人可以暂缓判断，机构不能暂缓负责

学术自由，理应包括暂不表态的自由。

对接触不到证据的普通读者来说，“我还不知道”是负责任的回答。

但对握着招聘档案、收到正式举报的大学管理层来说，这句话不能一直说下去。

个人有暂缓站队的权利，机构有及时调查和说明的义务。

▲ 《雅典学院》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家拉斐尔（Raffaello Santi）创作的一幅壁画，目前是梵蒂冈博物馆的一部分（图源/维基百科）

大学则需要交代清楚，哪些问题在接受调查，由谁调查，如何回避利益冲突，何时公布结果。

既要保障举报渠道，也要保障当事人的申辩与支持。查出了问题，就按证据和性质处理；若涉及管理失职，责任也不能全推给一个人。

促进平等的政策，同样不能只数增加了多少张新面孔。更要看资助能不能覆盖没有家庭托底的人，招聘条件透不透明，无障碍支持是否行之有效，达到门槛之后能不能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

如果欧洲政治只能在一位教授身上反复争论谁配成功、谁该失败，却始终回应不了这样的生活，那争论再激烈，也几乎无法修复破损的信任。

更何况，类似的争论本身就带有英国政治文化里那种爱在个人成败上做文章的恶趣味和看戏式的刻薄；放到德国或拉丁国家，事态可能又会发生反转。

杰森·阿尔代教授不该替所有黑人学者接受审判，更不该替一所大学扛下全部制度责任。他的研究该得出什么结论，要由证据说了算。

而大学和政治要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除了推出一个值得赞美的人、揪出一个值得谴责的人，我们究竟为那些没上过新闻的人，改变了什么？

撰稿：邵逸飞

编务：邵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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