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4月16日，张家口东山坡，16岁的聂力攥着一张旧照片，第一次走进父母居住的平房。照片上的人，是叶剑英让她认作父亲的“标准”。可真正见面时，她还是愣住了。
屋里的中年妇女先认出了她，猛地站起身，喊道：“丽丽，是丽丽！”张瑞华把女儿紧紧搂进怀里，母女俩哭成一团。分离整整10年，张瑞华已经从年轻妻子变成了饱经风霜的革命干部，聂力也从襁褓中的孩子，长成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少女。
没过多久，门外响起脚步声。一个高大的男人停在门口，目光落在聂力身上。聂力取出照片，左右比对。男人笑了：“好好看看，像不像？”
“爸爸！”这一声喊出，屋里再次安静下来。聂荣臻走过去，抚摸着女儿的肩膀。夫妻相隔多年，父女初次相认，许多话反而说不出来。聂荣臻只说，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团聚并不意味着立刻亲近。聂力从小在上海郊区长大，讲的是上海方言；聂荣臻长期生活在四川、北方和各个革命根据地，乡音浓重。张瑞华夹在父女中间，常常要替两人传话。
有意思的是，聂荣臻没有把这件事当成趣闻，而是直接给女儿定下期限：“限你10天，学好国语。”聂力听了有些不服气，问道：“您怎么不改说国语？”聂荣臻笑着答：“我的四川话别人听得懂，你的上海土话，大家听不明白。”
这句玩笑背后，其实有很强的现实考虑。张家口当时是晋察冀边区的重要城市，部队、机关和学校人员来自各地。统一的口语，关系到学习、工作，也关系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聂荣臻要求女儿改口，不是嫌弃乡音，而是希望她尽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聂力的童年，远比一次学说话艰难。1931年12月，聂荣臻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年仅1岁多的女儿留在母亲身边。1934年，张瑞华母女被捕，敌人曾威胁要把孩子送进孤儿院。张瑞华死死抱住女儿，说：“要死死一块，不能把孩子带走！”
后来，为了避开追捕，母女又被迫分开。1935年秋，张瑞华奉组织安排离开上海，5岁的聂力被寄养在农家。她放过牛、喂过猪、割过麦，也吃过没有药物医治的苦。母亲西行寻找丈夫，女儿却在乡间等待，谁也不知道下一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
那段岁月里，聂荣臻一直珍藏着女儿小时候的一张两寸照片。照片中的孩子还不会记事，却成了父亲身边最重要的牵挂。长征途中、行军路上、战事最紧张的时候，这张照片始终没有被丢下。
1936年7月，聂荣臻与张瑞华在预旺堡短暂相聚。可夫妻刚见面几天，聂荣臻又要率部行动。真正让一家人再次相见，已经是1946年。此时，聂荣臻47岁，张瑞华37岁，聂力16岁。年龄、口音和生活经历，把他们隔成了三个不同的世界。
聂荣臻很快又给女儿安排了学习。聂力此前没有接受完整的正规教育，到了16岁，仍要从小学四年级读起。她觉得难为情，聂荣臻却说：“只要是学习，年龄大一点不丢人。学会本领，才能给劳动人民做事。”
他送给女儿一个日本制造的黑色皮包，作为书包。聂力背着它走进张家口第一完小，和周扬的女儿周蜜、丁玲的女儿蒋祖慧成为同学。她在学校里仍使用“李丽”这个名字，后来才改姓聂，名字也经历过变化。
聂荣臻对女儿的要求，并没有停留在课堂和口音上。生活中，他不许家属随便使用公车，不许亲属因为身份搞特殊。下雪天，工作人员曾想用吉普车送聂力上学，她担心影响不好，宁愿在雪地里走路。车子只送到离学校较远的地方，她便下车，挽起裤脚继续前行。
这种家教，同样落在其他晚辈身上。烈士子弟来了，要照顾生活，却不能降低要求；亲属探亲超假，也必须按规定归队。聂荣臻常说，不能当“特殊兵”，更不能把家庭关系变成谋取方便的门路。
对聂力而言，10天学国语只是回归家庭后的第一道功课。她要重新认识父亲，重新适应母亲，也要把一个在上海农家长大的孩子，慢慢融入张家口的学校和部队大院。
那个黑色皮包，聂力保存了许多年。它装过课本，也装过一个少女迟到多年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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