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凤算计沈醉、徐远举、周养浩，妄想二桃杀三士，结果却成了滚汤泼老鼠！

1949年12月，昆明城局势骤变，沈醉、徐远举、周养浩三个保密系统旧日同僚，分别困在机场、城内和撤退通道上。谁也没有想到，几个月前还在互相牵制的“三剑客”，会在云南起义的风口上一同失去退路。

这场结局，不能只看成沈醉个人的选择。它的根子，早在毛人凤把三人分置西南时便埋下了。

沈醉出身军统，年轻时便得到戴笠赏识，后来升任少将。徐远举、周养浩当年资历不如他，却因沈醉在戴笠面前多次说情，逐渐得到提拔。三人关系很微妙：有旧交，也有上下级之分；有共同利益，也有各自的戒心。

保密局成立后，三人的位置被重新排列。沈醉外放云南，担任云南站站长；徐远举负责西南特区，并兼管重庆方面的情报事务；周养浩则任督察部门职务，既要监督徐远举，又在组织关系上受其节制。

这类安排，表面上是分工，实际却容易形成权力交叉。周养浩可以查徐远举，徐远举又能对周养浩发号施令。两人谁也不愿意在对方面前低头，矛盾很快从公事蔓延到私怨。

沈醉后来回忆，徐远举是毛人凤倚重的干将，周养浩则有学历、有背景，办事也颇有自己的主意。至于三人之间谁更受重用，谁更有资格发号施令，保密局内部早已不是秘密。

有意思的是，毛人凤并没有立即调开他们。闹得厉害时，他才让沈醉出面调停。这个安排看似重用沈醉，实际上却把他推到了最尴尬的位置：昔日的老大，成了名义上的下属；两个曾经跟随自己的人，反过来成了需要应付的上级。

沈醉对这次外放一直心存疑虑。1948年5月，他赴任云南站。云南局势复杂，卢汉与中央之间的矛盾日渐公开，昆明又远离南京、重庆，交通和补给都受限制。把一个熟悉军统内部情况、却未必完全受毛人凤信任的人派到这里，究竟是重任，还是把他钉在险地，沈醉心里很清楚。

他到昆明后，立即给云南站和自己另取化名，并用带有讥讽意味的方式同本部联系。这个细节说明，他并没有把外放看成普通调动，而是认为自己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

不过，毛人凤的盘算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把三名旧部放在西南，让他们彼此牵制，既能防止一人坐大，也可以把复杂局势分摊出去。问题在于，牵制一旦超过限度，就会变成互不信任。三个人都知道对方的底细，也都担心自己成为替罪羊。

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在大陆的军事形势迅速恶化。昆明成为西南的重要节点，人员撤离、机票分配、军用飞机调度，突然变成比公文和命令更实际的权力。沈醉掌握民航方面的便利，军用专机则由空军系统控制。谁能离开，什么时候离开，已经不只是交通问题。

周养浩曾守在机场，催促沈醉设法安排机票。沈醉在电话中只说：“只要有飞机，就让你先走。”这句话听上去像承诺，实际并没有确定的日期。

徐远举见飞机无望，苦笑着说：“飞不走，就滚着走吧。”他所谓的“滚着走”，是准备改乘汽车，并从沈醉处拿走几张特别通行证，试图冒充地方军政人员离开昆明。

偏偏这时，卢汉于1949年12月9日在昆明宣布起义，城内外的控制关系顷刻改变。机场和主要交通线受到新秩序掌握，原先还能依靠的身份、关系和通行证，转眼都可能成为危险证据。

沈醉没有替他们安排出城。按照他的说法，徐远举、周养浩等人曾参与镇压中共地下组织和进步人士，若贸然放走，自己无法向起义后的云南方面交代；但如果让他们仓促逃跑，在道路不熟、局势混乱的情况下，也可能被地方武装或民众截获。

这里面既有现实判断，也不能排除私人积怨。沈醉与毛人凤的矛盾由来已久，对徐远举、周养浩的不满同样积累多年。所谓“朋友”，在特务机关的权力关系中，从来不是一句交情便能维系。

沈醉后来还举过另一个例子：有人被关押后，他曾设法传信，使对方及时逃走。可到了昆明，他却没有把同样的机会留给徐远举和周养浩。这个反差，恰好暴露出他当时的两难——既想保存旧日情面，又不愿为他们承担政治后果。

毛人凤原本想借三人之间的旧怨互相掣肘，没想到局势变化太快，连设局的人也无法收拾残局。沈醉、徐远举、周养浩以及郭旭、成希超等人，最终都未能按原计划撤离西南，先后落入人民政权手中。

所谓“二桃杀三士”，讲究的是操局者能够控制每个人的欲望和退路。毛人凤只安排了矛盾，却没有掌握战局；只想让部下彼此防范，却没有给他们留下共同逃生的道路。等到昆明城门方向改变，几名昔日掌握生杀权的少将、中将，只能在同一场崩塌中各自寻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