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右翼集体上位，以色列强硬派却没人理，差距为何这么大？

尽管德国选择党和其他欧洲右翼政党在多个国家接近执政，以色列的犹太力量党及其他强硬右翼势力却未能取得类似进展。本周，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地方选举中拔得头筹，引发欧洲政坛震动。该州失业率高、人口减少且老龄化严重，这些因素为右翼政党的壮大提供了沃土，因而选择党的胜利并不令人意外。

这场选举也预示着未来一年内，欧洲多国或将出现政治变局。法国最晚将于明年4月举行总统选举，西班牙最迟明年8月，意大利将在2027年底前选举。三国的右翼政党支持率均在上升。即便是右翼总理焦尔贾·梅洛尼执政的意大利，她也面临更保守右翼人士的挑战。过去几十年，欧洲支持右翼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比例已增加逾一倍，达到约23%。

虽然这一比例尚未过半，但足以打破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对政坛的垄断，并可能使右翼跻身执政。民调显示，右翼领袖玛丽娜·勒庞可能赢得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以色列本可能走上相似道路，但实际情况却截然不同：以色列右翼未能复制欧洲同类政党的成功。

2022年选举时，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与犹太力量党联手，获得10.8%的选票和14个议会席位。今年的民调显示，只有犹太力量党维持了原有实力，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和新成立的以色列人民党则在议会门槛附近徘徊。近期一项民调显示，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和以色列人民党的合计支持率为13%，与四年前相比并无显著增长。

同一民调显示，明显向右翼转向的利库德集团支持率仅为14.6%，低于2022年选举时的23.4%。研究欧洲右翼崛起的学者将原因归结为两点。首先是中东和非洲移民的涌入，许多人认为这削弱了欧洲的民族认同。其次是经济焦虑，尤其是对欧洲未来的担忧：不少人认为欧洲正被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甩在后面。

政治建制派——即温和左翼与右翼——被指责未能解决这些问题。虽然右翼政党未必能提供有效解决方案，但他们擅长提出有力口号，并放大社会不满。自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公众舆论整体右倾，但未转向更为激进的政治立场。以色列全国选举研究项目去年调查发现，17.5%的人自认立场偏右。

“强硬右翼”则有更广泛的议程，包括削弱法院和媒体的权力，支持高度民族主义立场，意在压制以色列阿拉伯少数群体及自由价值观。以色列右翼中多带有浓厚宗教色彩，越来越多来自哈雷迪派，即超正统犹太教群体。以色列全国选举研究项目发现，61%的超正统犹太教受访者认同自己属于右翼。因此，右翼政策几乎总是试图将某种形式的犹太正统教义施加于社会，世俗右翼人士并不认同这一愿景。

以色列强硬右翼在选举中遭遇支持率上限，主要因为以色列人并不像欧洲人那样感到根本性焦虑。即便经历10月7日事件，公众对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总局等机构仍保持较高信任度，尽管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削弱这种信任。以色列与欧洲的差异，或许主要在于经济。

过去20年对欧洲人而言并不轻松。2008年金融危机、次年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2020年疫情，以及俄乌战争和美国袭击伊朗带来的经济冲击，接踵而至。这些事件本身已足够造成创伤，更重要的是，它们让人们感到，政客、专家和制度辜负了自己，或者无力掌控事态发展。

这一切还伴随着欧洲经济衰退的感受。20年前，欧洲已将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的主导地位让给美国，如今也没有真正参与人工智能主导权的竞争。真正的竞争者只有美国和另一大国。生产内燃机汽车、酿造优质葡萄酒和制造香水，并不代表未来。

关于欧洲经济衰退的传统看法并非无可争议，但重要的是，普通欧洲人相信这一点。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对10个欧洲国家进行调查发现，认为自己国家的孩子成年后经济状况将不如父母的受访者比例，中位数为70%。

以色列经济也经历了与欧洲相似的一些冲击，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和伊朗战争。对于欧洲经历而以色列未经历的冲击，如欧元区债务危机和乌克兰战争，以色列则有其自身的危机，包括10月7日事件及其后的战争。不同之处在于，以色列经济迅速反弹。过去25年间，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几乎翻了一番，增速超过经合组织国家整体水平。以色列生活成本按欧洲标准衡量较高，但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

在快速变化的高科技领域，以色列并未落后。以色列没有类似美国“铁锈地带”的地区。政府实际上很难将经济韧性或推动高速增长的高科技引擎归功于自身，这些成就主要属于私营部门。但政府从中受益，分享了其光环。当普通人不为工作、生活成本、退休和个人财务感到焦虑时，他们就较少沉湎于政治不满，也较少寻找替罪羊。

强劲的经济并不是这类政治思潮容易生长的土壤。回到欧洲，讽刺之处在于，这类政治力量并没有解决经济疲软的办法。他们提出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驱逐移民、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在减税的同时大幅增加福利支出——很可能只会使既有问题进一步恶化。再加上权力过度集中往往伴生的腐败，最终只会形成经济长期低迷的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