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宇正在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

星宇股份，一家早车灯的上市公司，也是一家中国汽车制造业产业链的龙头产业

公司与 440名应届毕业生签订三方协议，正式录取了372人。‌‌‌

按照星宇自己的说法，7月份公司管理层基于后续订单情况及用工需求，提出岗位优化整合方案。

这话说的好听，根据现场录音，当时其实就是公司哄骗蒙蔽学生，要么接受半个月的离职补偿，要么拉出去干流水线。

前者是不给足额补偿，后者是调整工作内容，都是违反劳动法的

星宇对140人发起了裁撤要求，107名解除了劳动，学生们不满，发到网上，引起了轰轰烈烈的舆情。

新闻界有一句俗话叫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新闻往往意味着社会的某种非正常状态，是要和日常生活有一定特殊性作为区分的。

而在中国境内，违法裁员绝对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多星宇一个不多，少星宇一个不少。

有些企业把员工全部裁掉，要求他们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来避免长期劳动合同，强迫员工签奋斗者协议，不也活得风风光光的吗？甚至于这家伟大的给了中国人脊梁的企业，员工猝死在工作岗位上又不是一个两个了。

所以对于违法裁员，受害者必须具备特殊身份，或者采取特殊行动，才能获得充分关注

这事情能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是因为两个爆点全占了，第一，学生们是应届毕业生的特殊身份，第二，是学生们选择了扩大舆论维权，甚至不惜告状到欧盟，也就是告洋状。

应届毕业生是一个很具有中国社会计划经济时代特色的概念，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属于国家干部，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虽然如今大学生已不再是干部身份，但应届毕业生这套程序仍然在运行。

现在就业形势不稳定，应届生首先是找工作的重要有利条件。社招市场早已经是一片红海，大量35岁被优化下来的人才尚且难以找到体面的工作。如果没有应届毕业生这张牌，没有经验就不好找工作，找不到工作又无法获得经验。

而如果打算进入体制内，应届生身份是进入体制内最宽松的门票。就更不用提了。在国考、省考及事业单位招聘中，超过一半的岗位仅限应届生报考。

比如2026年国考计划招录3.81万人，其中约2.6万个岗位专门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占总人数的‌67%‌，三分之二了。

社会人员即使有多年经验，也只能去考三不限，字面意义上的千军万马走独木桥。

而另一方面，户籍制度也在发力，北京、上海，中国两大一线城市面临着大量的人口流入压力，应届生是重要的进入渠道，非应届生落户需通过高额社保、人才引进等复杂积分路径，耗时极长且不确定。错过应届身份，哪怕薪资翻倍，也可能失去在一线城市获得户口的资格。

年轻人面对违法裁员的反击，就引起了舆论的第二轮高度关注。

受害毕业生向奔驰、大众等客户以及港交所提交了投诉材料；大众于9月1日向媒体确认启动专项调查，奔驰也被报道已受理举报、转交进一步审查。

今天我们看星宇事件的相关评论，相当大的一部分讨论精力都集中在了学生们所谓告洋状的话题上。

告洋状的事情，最近几年发生过，2025年德赛电池克扣工人工资就已经上演过一次了。当时网友们把状告到了苹果去，事实证明，向下游客户施压是非常有效的维权手段，事情都在告状之后得到了相对公平的处理。

告洋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流行行为，原因在于弥补了一个中国社会的鸿沟。由于工会的被动缺席，劳动者和企业存在着巨大的资源差异，企业有法务和持续收入，个人则必须支付房租、寻找下一份工作。当然这不是说劳动仲裁一定失败，事实上劳动仲裁的成功率还非常高，但这意味着等待和法律成本非常不对称，主要都压在了劳动者自己身上。

向客户投诉，增加了一个有能力影响企业决策的参与者。

劳动者向企业出售劳动力，企业又向下游企业出售产品，每一层都是下一层的乙方。原先解释的成本都在劳动者自己身上，现在轮到企业来当乙方，自证清白了，让你们企业也知道知道普通人的滋味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种讽刺。

告洋状有没有用呢？有用，但我有必要跟大家讲一下作用原理。其实欧洲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最终的压力来源，在所有的告状事件当中，很少见到最终企业得到了欧洲企业制裁的报道。

欧洲的资本也不会突然长良心，也没有天生照顾中国打工人的意愿。事实上，他们也希望自己的供应商价格最低，对于中国企业压榨中国打工人的情况，多多少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如果真的要百分100按照规则来进行严格审查，那按照中国企业的劳动现状，之前是绝对没有办法给欧盟合规供货的。既然已经供货了，那就说明欧洲企业并不很在意这些问题。

但事情一旦摆上桌，形成舆论，就另当别论了，欧洲企业为了自保，至少不能太过于明目张胆的无视规则，会配合做出一些形式性审查的姿态动作。这个姿态本身不痛不痒，但它将国内舆情直接升级成涉外事件。

纠纷仅仅在国外的时候，地方政府当然会保护企业。但一旦上升到涉外敏感事件，涉及到国家形象，这就是要关系到官僚个人的政治前途的。

所以地方就会为了避免舆情进一步发酵，就会快速切换自己的行为模式，一反保护营商环境的常态，反过来临时切换到原本工会的角色上，向企业施压要求快速解决问题。

最终的结果就是看到了一告洋状就有用，一告洋状就解决的奇观。

也就是说，告洋状的威慑力，并非来自洋人本身，而是来自行政体系自己对涉外负面舆情的极度恐惧。与其说是找到了企业的弱点，还不如说是找到了官僚的弱点

告洋状这个词在当代中国的舆论场之内，本身就含有一定的贬义色彩。这有几个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隐含的逻辑链在其中。

问题应该在中国社会内部解决，把问题举报到外部，很有可能造成企业订单等实际的利益损失。所以企业和劳动者应当一致对外。

这句话的逻辑，前提有一定道理，订单消失，工厂倒闭，这些年轻人投诉很有可能导致更多的劳动者失去自己的工作岗位和收入。

但结论很错误，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看来，物质是第一性的，劳动者和企业能够成为我们并不具有一个天然的不言自明的一致性，而是在双方利益相对一致的时候，才会成为利益共同体。总体上看吗，双方是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部分时候斗争大于合作，部分时候合作又大于斗争。

认为劳动者和企业是无条件的自己人，这一套说法是德意志第三帝国，是日本鬼子的阶级调和看法，完全是反动的，是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的思想毒草。

告洋状虽然会有这样那样的损失，但是只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这是普通的劳动仲裁所做不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主要核大国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战争，原因就是核威慑保持着恐怖的平衡。所有人都能保持相互毁灭的时候，战争就成为了不可接受的底线。

普通人在面对如此重大的人生灾害的时候，当然有权利寻找私力救济，否则你的立场就是坚定的，一以贯之的跪在地上，给权力擦皮鞋而已。

当然，我们也很清楚，这种跟企业爆了的告洋状，很不可控，企业经营受到影响，很有可能波及其他没有参与决策的员工。

我要说的是，现在之所以广泛出现这种双输好过单赢的思维，恰恰就在于所谓合规合理的渠道，实在是在实践的检验下，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自己的无能。

不是没能力管，而是没愿意管，糊弄糊弄得了，保护企业利益优先，但这一代年轻人不一样了，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不愿意忍气吞声，精通社交媒体录音取证和国际贸易规则。在越来越强的维权意识之下，类似事件一定越来越多，你越是想靠糊弄来保护企业利益，越是保不住企业利益，最后失去的一定是更大的企业利益。

不用讲体面，才是最大的体面。

事情已经发生了，举报也已经进入调查阶段了。

有些人与其在这里面对着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跳脚哈气，怒骂学生不顾大局，还不如反过来想想，怎么样才能建立一套有效的，跟更公平可持续的劳动维权体系。以后减少这类问题？

这恐怕才是符合全中国人民利益最大公约数的真问题。

当然啦，有些人讲大局观，也不是真的多在乎大局，他们只是有特殊癖好，比较享受跪在地上狂舔权力臭脚的屈辱感。

2025年当时德赛电池事件，许多年轻人告洋状，当时一帮类人生物还要出来狗叫几句，站在大局观一边，放几个臭屁。2026年，轮到星宇年轻人去告洋状，舆论场已经完全一边倒了。

缺乏合理规则所带来的扩大化，的确是负和的，局部最优解和整体最优解的撕裂，必须尽快有一套合理的体系去弥合。

2025年，我讲过一些历史故事，就再给大家讲一遍

许多老百姓放弃传统儒教叙事，改投天主教的重要原因就是寻求司法和政治庇护。传统社会，到了公堂，不论原被告都长时间跪在县官面前，很没尊严又不一定能得到公正的判决，衙役也以诉讼谋生，一打官司就索取种种陋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诉讼成本。

所以一部分弱势群体无以依靠，只好去信教。有事就让教会出面保护教民，为教民作主。

官府本来不把草民当回事，但‘在教’的百姓只要拿主教的名片，就可以去见地方官，而地方官惧 于教会的影响，常常不得不出见。川督骆秉章曾致函总理衙门说，习教之人，‘恃法国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求见，干预公事。拒之则在外喧嚷，接见则日不暇给。’”

这种行为模式一度让清政府非常棘手，因为乡村基层的这些诉讼，无非是婚姻、土地鸡零狗碎的一些生活琐事，在大清衙门看来，为了这些小事把洋人掺和进来，这显然是老百姓不识大体，甚至会引来更大的麻烦。但对于底层百姓来说，这些个大大小小的案子，却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这种情形封建官僚们不但不自省，而且还常常指责教民，认为他们是给境外势力递刀子，比如1896年御史潘庆澜曾经上过这样一张奏折：

入其教者，半皆素无营业不甚安分之人，求藉其教为护符，此不相安之根所伏也。

完全把清政府自己的责任摘得一干二净。

当然啦，我说的是大清

章北海的自然选择

Après moi, le délu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