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克之到底有多厉害？戴笠多年追捕仍毫发无损，屡次虎口夺食从未失手！

1945年8月，上海街头的日本宪兵还没有完全撤走，国民党军队又尚未完成接收。就在这片权力交替的空隙里，华克之没有急着撤往解放区，而是盯上了日军仓库。他要给新四军弄一批军火，且不能动一枪一弹。

这不是普通的筹款，也不是简单的偷运。华克之找来上海朋友郑德升，让他设法接触负责军火仓库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少将冈田。面对这个失败在即、仍抱着武士道幻想的日本军人，华克之没有硬碰硬，而是设计了一场骗局。

郑德升向冈田暗示，国民党内部有人反对蒋介石，也有人准备在中原另组力量，打着“反共兴亚”的旗号与日军合作。冈田果然动了心，急于寻找政治出路。随后，华克之伪装成所谓“中将朋友”出面谈判。

结果令人咋舌：日军仓库中的540箱梯恩梯炸药、194挺机枪，落到了新四军手里。华克之靠的不是蛮勇，而是对人心、局势和欲望的准确判断。越是看似封闭的地方，越可能藏着可利用的缝隙。

这种“虎口夺食”的本事，并非1945年才突然出现。1935年11月1日，南京中央党部礼堂外，孙凤鸣以记者身份混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现场，华克之策划的刺杀行动，迎来了最危险的一刻。

原定目标是蒋介石。可是集体照相前，蒋介石临时留在休息室，没有走出礼堂。孙凤鸣只有极短时间作出选择，最终将枪口转向汪精卫，并连续开枪。汪精卫重伤倒地，孙凤鸣也中弹被捕，随后因伤势过重牺牲。

军统很快顺着记者证和晨光通讯社查了下去。陈处泰、崔正瑶等人相继遭到逮捕，案件牵连多人。戴笠奉命追查主谋，悬赏金额不断提高，上海滩一度风声鹤唳。

偏偏华克之没有远走高飞。

有人劝他：“悬赏已经到了五万大洋，赶紧离开上海。”华克之只说：“灯下最黑，我还要想办法救人。”

他善于改装。假牙、假发、眼镜，都是随手可用的道具；更重要的是，他对异常动静极为敏感。有一次，他在法租界附近与友人见面，偶然说出一句英语，旁边陌生人的反应立刻让他警觉。离开后，他没有回原住处，等军统特务赶到时，屋内只剩下一张字条。

戴笠始终没有抓到华克之，只能不断扩大搜捕范围，并放出刺汪案与共产党、王亚樵有关的说法。1936年10月20日，王亚樵在广西梧州被诱杀，华克之也因此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两人确实志同道合，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华克之早年并不是职业特工。1902年，他出生于江苏宝应书香家庭，后来进入金陵大学求学。大革命时期，他曾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任职。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亲眼见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遭到清洗，他与蒋介石政权决裂，数次被捕。

1929年前后，他在上海租住一处小楼，取名“危楼”。这个名字不是为了猎奇，而是提醒同伴：局势危险，既然选择走这条路，就不能把生死看得太重。1933年福建事变失败后，他认定常规政治斗争难以撼动蒋介石，于是组织了后来震动南京的刺杀行动。

然而，刺杀并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反而给许多人带来牢狱和死亡。华克之并非没有痛苦。他在刺汪案一周年之际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公开说明原定目标是蒋介石，同时承认个人和小集团的行动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1937年春，他抵达延安。5月4日，毛泽东接见华克之，明确指出，个人力量和小集团力量推翻不了旧社会。华克之希望留在延安，毛泽东却安排他回到华南，承担联络民主力量的任务。华克之接受了新的位置，也开始从“独胆英雄”转向有组织的隐蔽战线工作。

1939年，经潘汉年、廖承志介绍，毛泽东批准，华克之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使用化名张建良，往返香港、上海等地，承担联络、情报和统战工作。过去那种一击不中便以死相搏的作风，逐渐变成了更冷静、更复杂的斗争手段。

他曾争取国民党军政界旧友任庵，为保护袁殊，借助任庵向戴笠递信；抗战最艰难的1941年至1942年间，又请任庵接近周佛海，获取汪伪政权和蒋日之间的秘密情报。任庵知道事情危险，却始终没有追问过多，只回答：“凡是有利于抗日的事，我尽力去做。”

1948年，华克之又通过关系取得国民党国防部保管的全国军用地图。这些地图比例尺达到二万五千分之一，对解放战争中的作战部署价值极高。几次行动看起来都像巧合，实际上每一步都踩在人性的弱点上：有人贪权，有人求生，有人幻想翻盘。

1955年5月21日，正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的华克之因“潘汉年案”受到牵连，被押入牢房，后来判刑11年，刑满后又在徐州监督改造。1982年，潘汉年案获得平反，华克之也恢复了应有的历史评价。1998年1月7日，他在北京病逝，终年96岁。新华社发布消息时，仍使用了他隐蔽战线上的化名：张建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