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最奇怪的一个军衔：从师长、军长到副司令，都可以被授此衔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国民政府多出一个怪衔：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它不是上将。

可它又偏偏能戴上将的光。

这就怪了。

一名军官的档案里，仍是中将；待遇、服制、排位，却被往上抬了一截。更怪的是，往后国民党军里，一个“中将”能装下太多职务：师长可以是中将，军长可以是中将，兵团司令可以是中将，连“剿总”副总司令也还是中将。

一颗星没有多给，权力却差出一大片。

这不是一个军衔的问题，是一支军队的毛病露了出来。

民国初年，军衔本来就乱。

北洋时期的“将军府将军”，很多时候不像现代军队里的军衔，倒像一种带封号的政治名器。地方实力派手里有兵，便有话语权；谁能拉来队伍，谁就有资格讨个名分。

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表面上要整齐了。

一九三五年前后，陆、海、空军官制重新厘定，最高处有特级上将，下面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再往下才是中将、少将。纸面上看，层级清楚，名分森严。

可纸面压不住现实。

地方军阀、旧军头、黄埔嫡系、杂牌部队，全在一个锅里搅。蒋介石要打仗，也要平衡各派；要讲军制，也要照顾资历；要收拢人心，又不能把上将帽子撒得满天飞。

上将名额卡住了。

麻烦来了。

有些人资历够老，兵权够重，功劳也不能说没有，可二级上将的位置就那么多。若不给，地方实力派不服；若给，原来的等级又塌。

于是中间塞进一个东西。

中将加上将衔。

条例里的话很直白：陆军中将合于晋任上将规定者，因员额所限，可以先加上将衔。

这句话一落到军中，味道就变了。

它给了一个台阶：你还是中将，但先按“准上将”看待。等上将有空缺，再往上补。

听着像折中。

其实是欠账。

第一批、第二批被加衔的人，很多都是国民党军中有分量的人物。张自忠、傅作义、薛岳、胡宗南、汤恩伯等人，都曾进入这个序列。

这里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胡宗南。

一九三五年前后，胡宗南已是蒋介石倚重的黄埔系将领。到抗战后期，他职务一路抬高，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手里掌着西北重兵，名声也大。

可他的正式层级，长期卡在中将。

直到一九四五年十月，胡宗南才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他抬上去了半步。

也只抬了半步。

这一步背后，正是国民党军军衔制度最拧巴的地方：职务升得很快，军衔升不动；人情必须照顾，制度又不肯完全放开。

中将这个口袋，被撑得越来越大。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军进行整编。原来的“军”，不少改成“整编师”；原来的“师”，改成“整编旅”。名字变小了，实际兵力和职权却未必真小。

一个整编师，往往由原来的军改编而来。

于是师长也能是中将。

张灵甫任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时，指挥的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一个小师。整编第七十四师由第七十四军改编，仍是国民党军重点部队之一。

师长是中将。

军长也是中将。

再往上，兵团司令仍可能是中将。

这就挤成一团了。

同一个中将衔，有的人只管一个整编师，有的人管一个军，有的人管一个兵团。到了杜聿明这里，反差更大。

杜聿明一九四五年晋陆军中将。到一九四八年，他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实际卷入淮海战场的最高层指挥。

他的职务，已经压在许多军长、师长之上。

军衔仍是中将。

这就出现一种很尴尬的场面：上级是中将，下级也是中将；发号施令的人是中将，听命的人还是中将。区别只剩职务名、资历、人脉和蒋介石的信任。

军衔本该让指挥关系一眼看明白。

到了这里，它反而把水搅浑。

王耀武也是一例。

抗战时期，他因作战经历和第七十四军系统而知名。抗战胜利后到山东，任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等职，掌握山东重要军政军事事务。

他也是中将。

一个中将，可能站在省级军政系统的顶端；另一个中将，可能只是一个整编师师长。

同衔不同权。

这就是病根。

中将加上将衔，本来是为了缓解上将名额不足；可它没有解决军衔与职务脱节的问题，只是又造出一个模糊地带。

普通中将、中将加上将衔、二级上将，三者之间差着待遇、服制和晋升资格，却又常常在实际指挥中被职务压过去。

打仗时，部队看的是谁能调兵，谁有蒋介石手令，谁能直接拍板。

军衔退到后面。

制度退到后面。

国民党军后来将官数量庞大，中将、少将堆积，很多并不完全对应实际指挥层级。一个军队一旦靠临时任命、人情平衡和派系资格维持秩序，军衔就不再是清楚的尺子，而成了一张可以反复折叠的纸。

折来折去，纸面还在。

尺子没了。

一九五五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军官军衔分等分级，职务、资历、贡献与授衔之间形成相对清楚的对应关系。军衔要服务指挥，服务管理，而不是替派系分糖。

国民党军的“中将”，最奇怪处就在这里：它看似只是一个等级，却能从师长一路装到副总司令。

中间隔着数级职权。

纸上只差一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