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10月，辽宁锦州战场上，国民党援军已经抵达塔山附近，侯镜如却迟迟没有下达总攻命令。表面看，这是指挥官对战况判断谨慎；更深一层，则是他不愿把部队推向一场明知代价惨重的进攻。
塔山并非一座大城，却是连接锦州与锦西的咽喉。东野第四纵队依托阵地死守，国民党军连续冲击，多次受挫。侯镜如抵达前线后，听取各部报告，发现士兵长途乘船而来，晕船严重，部队疲惫不堪。
有人主张集中机械化部队，迂回夺取白台山，从侧翼压迫塔山；也有人坚持原定方案，立即加大正面攻击。侯镜如没有急着拍板，只说了一句：“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这句话听起来平常，却给部队留下了时间。后来，在罗奇建议休整一天后再战时，侯镜如表示同意。多出的一天，对进攻方也许只是等待，对防守方却意味着加固工事、调整部署和补充弹药。
侯镜如并不是临阵退缩的人。1902年出生的他，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与徐向前、陈赓等人同学。求学期间，他受到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影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也参与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南昌起义后，他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关押约14个月。获释后，他仍设法寻找党组织。1931年顾顺章叛变，上海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侯镜如曾以“侯志国”为名在报纸刊登启事，希望借此与组织取得联系。
可那时的地下工作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样一则寻人启事，在不少人眼中也可能是敌人布下的圈套。两个月过去，没有人前来接头。侯镜如只得返回河南老家，这次失联，竟持续了十多年。
后来，他在老同学袁守谦帮助下进入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侯镜如先后参加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和枣宜会战，1943年升任国民党第92军军长。身份变了，军装变了，但他没有办理退党手续，心里始终保留着与共产党重新取得联系的愿望。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侯镜如逐渐看清这场战争的性质。1947年以后，国民党军在各战场接连失利，内部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周恩来曾通过渠道向他传达意见：“如能回来，表示欢迎，过往是能够原谅的。”
这封信让侯镜如重新看到了归队的可能。经外甥李介人牵线，他与第92军军长黄翔等人秘密联络。1948年，他又在北平饭店与陈赓会面。两人谈了大约一个小时，侯镜如才明白，当年党组织没有回应，并非怀疑他本人，而是地下组织已经遭到重创，任何接头都可能牵连更多同志。
不过，侯镜如没有立即离开国民党军队。此时的他掌握着重要部队，贸然行动，既可能暴露自己，也可能造成部队分裂。他选择留下，等待真正能够改变局面的时机。
辽沈战役期间，侯镜如被任命为第17兵团司令，奉命增援锦州。由于他故意拖延部队调动，国民党军没有形成有效攻势。塔山阻击战结束后，锦州被解放，东北战局随之发生根本变化。
平津战役前，侯镜如又被任命为天津、塘沽一带的防守指挥官，受傅作义节制。此时，他已经开始考虑起义，但第17兵团内部各部并不完全受他控制，真正能够信任的主要还是第92军系统。
北平局势紧张后，傅作义抽调第92军多个师进城布防，只留下部分兵力给侯镜如。侯镜如表面服从，暗中则让黄翔、张伯权等人相机应变。对他而言，这既是军事上的调动，也是一次危险的试探。
有意思的是，傅作义很可能早已察觉侯镜如的异常，却没有向蒋介石告发。1949年1月，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改编，避免了北平城的大规模战火，也为国民党军政人员留下了转圜空间。侯镜如后来才知道此事，忍不住对身边人说：“如果当年他报告上去，后果真是不敢想。”
北平和平解决后，侯镜如奉命南撤，抵达上海时，部队又被重新调动，手中能够直接控制的兵力大幅减少，已经难以单独举行大规模起义。于是，他与廖运泽等人重新谋划，通过李介人与地下党联系。
1949年8月，侯镜如在福州举行起义，第92军大部转入人民阵营。此后他赴香港，直到1952年回到大陆，才从有关方面得知傅作义当年对他的异常举动有所察觉，却始终没有将其告发。迟到多年的消息，让这位久经战阵的将领也感到一阵后怕。
回国后，侯镜如曾任国务院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并在政协和民革系统任职。1994年10月25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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