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康熙五十年五月，康熙帝巡幸热河途中，大学士张玉书病逝。消息传来，皇帝没有把它当作普通官员病故，而是立即命内务府备制棺椁，又派八旗兵丁护送灵柩回京。一个汉臣，竟能得到如此规格的身后安排，这个细节，足以说明张玉书在康熙心中的分量。
康熙亲自给出的评价更直接：“耆旧老臣，久任机务，直亮清勤，倚任方殷。”张玉书被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贞”，皇三子诚亲王奉命奠茶，大学士温达率翰林院官员前往吊唁，并赐银千两办理丧事。
若只看名气，张玉书未必排在陈廷敬、张英、李光地之前。可若把名望、官位、任用时间和皇帝的信任放在一起衡量，他很可能是康熙朝最具分量的汉臣之一。
张玉书出身江苏丹徒张氏。明崇祯十五年，也就是1642年，他出生在一个以科举传家的家族。其父张九徵是进士，后来张氏祖孙三代相继登第，乡里因此称其为“进士之家”。
顺治十八年，20岁的张玉书考中进士。由于顺治帝已于当年正月去世，他实际上成为康熙即位后最早一批进士。通过朝考后，他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仕途起点并不低。
但清初的官场，并不是有了翰林出身便能一路顺遂。康熙年幼时，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辅臣掌握朝政，汉臣升迁受到明显牵制。张玉书在翰林院编修任上整整停留了12年，长期没有实质性升迁。
这段经历反倒塑造了他的办事风格。没有权势可借，也没有党羽可依，他只能靠文章、学问和谨慎积累声望。康熙亲政后，张玉书先后任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康熙二十年左右，他在一次召对中得到皇帝注意，因讲解经义符合圣意，被加詹事衔。
有意思的是，张玉书真正受到重用，并不是因为善于逢迎。平定三藩之后，朝廷内外有人建议康熙举行封禅大典，以彰显武功。群臣纷纷称颂，张玉书却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天下虽定，民力尚需休养，封禅并非当务之急。
康熙听后没有震怒，反而更加看重他。敢在热闹场面中讲冷静话，这种臣子，往往比一味歌功颂德的人更有价值。张玉书也由此进入南书房等机要机构，逐渐成为皇帝身边可以商议政务的人。
康熙二十二年，张玉书升任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此后，他又进入内阁，参与经筵日讲和庶吉士教习。康熙二十九年，张玉书出任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正式跻身清廷最高文官行列。
他的能力并不只体现在经学文章上。父亲去世后，张玉书依制回乡守制。康熙对这位老臣颇为不舍，特意派内阁学士王鸿绪前往祭奠。守孝期满后，皇帝没有让他简单官复原职，而是直接任命他为刑部尚书。
复出后的张玉书奉命赴江南，调查治河总督靳辅与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之间的争论，以及御史郭琇弹劾靳辅治河无功、耗费过巨等案件。此事牵连治河成败，也牵连朝廷大员之间的关系，处理稍有偏差，便可能形成冤案。
张玉书没有只听奏章，而是深入地方取证，核查河工、钱粮和实际水情。经过审理，他认可靳辅治河的主要功绩，没有因为弹劾声势浩大便草率定罪。这个判断，保住了清初重要的治河人才，也体现出他不轻易随风转向的作风。
有人曾问他：“朝中权势如此复杂，何必事事过于认真？”张玉书答道：“身居大臣之位，不能只求无过。”这类话未必真有确切出处，但与《清史稿》所载的评价颇为相合：他“谨慎廉洁，居政二十年，远避权势，门无杂宾”。
张玉书在内阁任职近20年，正值康熙中后期政务繁重之时。他没有形成显赫的私人集团，也没有借大学士之名广结门客。饮食服用保持俭朴，家中来往不杂，甚至被评价为“略如寒素”。
康熙四十七年前后，朝廷编纂《亲政平定朔漠方略》，署名次序中，张玉书仅居满洲大学士温达之后，位列陈廷敬、李光地之前。这个位置未必能代表所有场合的绝对排名，却清楚反映出他在当时汉臣中的政治地位。
康熙四十九年，69岁的张玉书因病请求退休，皇帝数次下旨慰留。第二年，他仍随驾巡幸热河，最终病逝途中，享年70岁。康熙不仅厚葬，还在两年后继续施恩于其子张逸少，将时任秦州知州的张逸少升任翰林院侍读学士。
名臣很多，能在几十年官场中始终保持清慎，却不被皇帝疏远者并不多见。张玉书没有最响亮的战功，也没有最传奇的政争故事；他的分量，藏在长期任用、关键裁决，以及死后仍未断绝的恩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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