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的一个晚上,伊朗国家电视台黄金时段的访谈节目里,副总统伊斯梅尔·萨加布-伊斯法哈尼推了推眼镜,对着全国观众说了一段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据伊朗媒体Entekhab报道,他直言伊朗过去需要进口时,经常依赖“质量不理想、油耗偏高”的中国车型,部分中国组装车的质量“有时比我们自己的车还差”。
他用了一个具体的对比:一辆奇瑞瑞虎8 Pro Max在伊朗卖到5万美元,而同款车在中国国内指导价不过15万人民币,折合两万美元出头,到了德黑兰直接翻倍。东风柳汽的组装车卖3.1万美元,长城、北汽、江淮的组装车也都在2万到4万美元之间,这些在中国国内妥妥的平民车,在伊朗卖出了欧洲豪车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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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补了一刀,用他自己的原话说:“如果当初我们进口的是日本整车,而不是中国组装车,价格反而会更便宜。”他还特意点出了日本车更省油、更耐用、整体性价比更高。
一个能源事务的最高负责人,在电视上给日本车做起了广告,而批评的对象恰恰是在西方车企集体撤离后唯一还在场的中国品牌。这画面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荒诞感。但如果把他这段话放回今天伊朗的能源现实里,荒诞感会迅速被另一种东西取代——焦虑。
他领导的能源优化与战略管理组织,面对的是每天1400万升的汽油缺口,日产量约1.21亿升,日消费量却约1.35亿升。美国的海上封锁切断了成品油进口通道,政府被迫将平价汽油配额从每月60升削减至30升,超出部分按市场价购买,而市场价比补贴价贵了16倍以上。加油站排起长龙,出租车司机在配额缩水后面临运营成本翻倍的生存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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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语境下,伊斯梅尔对汽车的评价标准只有一个:烧多少油。日本车油耗低,一箱油能跑更远,在这个“滴油贵如金”的时刻就是最朴素的经济理性。而伊朗街头的中国组装车,配置高、车身重,油耗在当下成了致命的短板。他骂的不是中国车的设计或技术,他骂的是这些车在伊朗被拼装出来之后,恰好撞上了一个连汽油都配给供应的国家最不能容忍的特征。
然而,他还没意识到一个问题,其实在他开口之前,中企早就受不了伊朗的环境,跑了一大部分了。
2025年,中国品牌在伊朗乘用车市场的份额一度达到19.7%,对伊出口乘用车16.4万辆,是当地最大的外国汽车供给方。但进入2026年,形势急转直下。1至2月,伊朗汽车进口销量暴跌70%以上,中国品牌市占率跌破5%。从近两成到不足5%,中间不过两三个月。
这两三个月里发生了什么?吉利在2026年1月13日宣布“战略聚焦、稳健经营”,全面终止伊朗的进口分销与本地化组装业务,关闭了面向伊朗消费者的官网和本地销售网络,结束了与Bam Khodro、Arian Khodro Pars等伊朗车企的合作。这个时间点比副总统在电视上吐槽中国车早了七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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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更早。这家企业从2022年就开始收缩伊朗乘用车业务,并在此后将其定性为“地缘局势复杂,经营稳定性很差”的区域,主动放弃俄罗斯与伊朗市场,把资源全部投向欧洲、东南亚、澳洲和拉美。2026年上半年,比亚迪全部78.94万辆出口都来自这些市场化地区,伊朗市场的贡献为零。
除此之外,长安的CKD散件组装项目也已全面停摆,此前终止了与SAIPA的合作,目前仅以轻资产模式维持少量进口和售后,不再追加任何投入。甚至在更早的时候,中企放弃伊朗市场的信号就出现了,力帆在2020年因资金链断裂全面退出,华晨于2021年暂停当地生产。再往前看,从2018年到2022年,中国对伊汽车出口量已经从20万辆骤降至不足8万辆,市场份额从约35%滑落到10%左右。
也就是说,伊斯梅尔在电视镜头前痛批的“中国组装车”,绝大部分已经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前就终止了业务、关闭了销售网络、停止了零部件供应。他是在对着空气开炮。
现如今,唯一还在“场内”的是奇瑞。但奇瑞的玩法已经变了,它不再通过正常的商业渠道运营,而是用汽车零部件换取伊朗的铜和锌,绕开美元结算,以一种近乎原始的方式维持着最低限度的存在。而这种存续方式也是迫于无奈,奇瑞在伊朗根基最深,巅峰期曾是第一外资品牌,放弃的代价太大,才不得不用这种方式硬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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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到这儿,伊斯梅尔在电视节目上的表演就非常尴尬了。他倒是后悔当初没选择引进日本车,但丰田、本田在北美每年卖出数百万辆车,绝不敢为了伊朗一年几万辆的市场去触碰美国的二级制裁红线。再者说,伊朗被踢出SWIFT结算系统已近八年,国际航运公司和保险巨头拒绝为驶往伊朗港口的运车船提供服务,日本财团的合规部门根本不会批准任何涉及伊朗的汽车交易。所谓“直接进口日本整车更划算”,只能是一个不怎么美好的假设。
事到如今,伊朗倒是得想想另一件事了。伊斯梅尔的言论最微妙的影响,不在于得罪了哪一家具体的企业,而在于在全球汽车出海的叙事中,为中国品牌注入了一个负面锚点。
中国汽车正在沙特、阿联酋、巴西、墨西哥、欧洲和东南亚高歌猛进。伊朗副总统的这番话,会被竞争对手、海外经销商和当地媒体反复引用,他们会说“连伊朗人都说中国车又贵又烂”。这是一种跨国界的声誉溢出效应,它不会让奇瑞在巴西的销量立刻下滑,但会让奇瑞在巴西的经销商在谈判时多一个压价的理由,会让欧洲的合规部门在评估风险时多一个“中国品牌在制裁市场有质量争议”的备注。这对中国车企在其他市场的品牌建设是一种隐性的消耗。
当然,中国车企不会因为这番言论而“记仇”,因为商业决策的驱动力是利润和风险,不是情绪。但伊朗副总统的言论,恰恰从侧面确认了中国车企在过去一年里陆续撤退的判断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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