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2年10月下旬，朝鲜上甘岭阵地，志愿军卫生员王清珍和几名战友趁着炮火间歇，向已经被敌军火力覆盖的前沿摸去。他们此行不是送药，也不是抬伤员，而是要把一名牺牲多日的战友带回来。
那名战士，正是黄继光。
遗体被运回时，现场没有欢呼，只有短暂的沉默。黄继光的双臂仍高高举着，身体因严寒和时间变得僵硬。王清珍后来回忆，这一幕多年都没有从脑海里消失。更让她晚年遗憾的是，处理遗体时，她们忘记留下一件东西。
王清珍出生在贵州威宁。少年时期，地方环境复杂，她曾受到恶霸纠缠。解放军部队进入当地后，战士们宁可睡在街道两旁，也不进百姓家中扰民。这个细节，让年幼的王清珍第一次感到，这支队伍与她听说过的军队不一样。
宣传队进村时，她结识了一名年轻女战士。两人交谈之后，王清珍开始主动到部队帮忙，学习照料伤员。父亲担心女儿留在家中不安全，便陪她前往报名处。起初，工作人员认为她年纪太小，不适合参军。父亲急了，说：“孩子愿意跟部队走，就让她去吧。”
就这样，王清珍被留在部队，成为卫生员。她年纪不大，做事却很硬气。部队准备赴朝时，领导曾考虑把她留在后方，毕竟朝鲜战场寒冷、危险，医疗条件也十分有限。她听后红了眼眶：“别人能去，我也能去。”这句话并非豪言壮语，而是一个年轻人对军人身份的坚持。
上甘岭战役于1952年10月14日打响，至11月25日结束，持续43天。战斗最激烈时，阵地反复争夺，炮火把山体削低，坑道里挤满了伤员。王清珍负责注射防疫针，也参与救护和转运。有人害怕针头，她便故意板起脸说：“这点疼都忍不住，还怎么上前线？”说完，针已经扎下去了。
真正考验人的，不是打一针，而是面对一个个正在失去生命的伤员。有一名战士白天还在讲战斗经历，夜里却突然呼吸困难。那时缺少器材，王清珍只能清理他口中的血污，再进行人工呼吸。护士长提醒她：“别停，后面还有伤员。”她擦掉眼泪，转身继续工作。
还有一名战士因伤截肢。手术后，他问王清珍怕不怕。她回答：“你们不怕，我就不怕。”战士请她唱歌，她便唱起《南泥湾》。可到了第二天，这名战士还是因失血过多牺牲。战地医疗人员面对的，往往就是这样的结果：尽力抢救，却未必能把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黄继光牺牲前，六连已连续攻占多个阵地，兵力所剩不多。10月20日凌晨，为摧毁零号阵地前沿地堡，黄继光与战友轮番爆破。吴三羊牺牲，肖登良负伤，黄继光在手雷爆炸未能彻底摧毁地堡后，继续向前冲去，最终用身体堵住敌军火力孔。
当时阵地仍在争夺，贸然接近遗体，极易暴露目标。王清珍、官义芝、何成君和一名男战士，利用战斗间隙将黄继光遗体运回。那不是一次普通的搬运，而是在敌我火力交错中完成的抢救。对卫生员而言，烈士牺牲后仍要得到妥善安置，这同样是职责。
遗体送回后，大家先擦拭血迹，再剪开已经僵硬的衣服，换上整洁军装。黄继光的手臂无法放下，卫生员们便用热毛巾反复敷裹，等遗体稍稍回软，才将双手放好，装入从祖国运来的棺材。
多年后接受采访，王清珍说，自己一直遗憾当年没有留下黄继光身上的血衣。她解释，那时牺牲的战士太多，卫生员每天面对的都是救治、转运和安葬，没人想到一件染血军装日后会有怎样的意义。她叹息道：“要是当时保存下来，就好了。”
电影《上甘岭》上映后，女卫生员王兰成为许多人熟悉的形象。王清珍曾说明，王兰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完整复制，而是许多战地卫生员共同形象的艺术提炼。银幕上的歌声可以被记住，坑道里的护理、担架旁的奔走，以及那些来不及留下姓名的血衣，却很少被人看见。
1958年，王清珍离开部队，回到家乡工作。1960年，她曾参加相关会议并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1966年，她重新穿上军装，参与部队医疗卫生建设，直到后来退休。1997年国庆期间，她与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老战友赴北京观礼。关于那件没有保存下来的血衣，她仍旧记得清楚。那份遗憾，恰恰留在了她对战地岁月最具体的回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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