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法律与国际关系的交汇——第三届“当代中国外交史”学术论坛暨“法律与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研讨会纪要

2026年8月29日至30日，第三届当代中国外交史论坛暨“法律与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来自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历史学、国际关系、外交学、国际法等领域学者参加。论坛设置五场学术报告，并安排分会场研讨和会议总结。与会学者从国际法治、国际安全、和平外交、人民外交、对外援助、国际组织、国别关系等议题切入，共同探讨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对象、材料基础、理论方法及现实关怀。

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项目负责人马建标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教授致辞。苏长和教授表示，论坛连续举办至第三届，说明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已经形成持续推进的学术共同体。开展这一研究，需要处理好政治与学问的关系，从中国与世界互动的长期进程中把握外交思想、制度与实践的演变逻辑；也要加强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外交学之间的协同，围绕重大问题形成系统解释。苏长和强调，“历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外交学的中国化离不开深厚的史学根基。中国学界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同时，还应重视国际对话与国际传播，使中国外交研究形成更具世界影响力的学术表达。

第一场报告由四川大学汪朝光教授主持，复旦大学马忠法教授、殷之光教授担任评论人。武汉大学杨泽伟教授围绕中国国际法治体系的基本内涵、实践引领和价值使命展开论述，提出从中国参与国际立法、国际组织、国际司法和国际执法的实践中提炼理论资源，推进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复旦大学张乃根教授从国际法历史发展出发，分析平等原则与霸权因素并存的双重特质，指出认识这种内在张力，有助于客观看待现行国际规则并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华侨大学林宏宇教授梳理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国际安全的持续关切，讨论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相互作用。复旦大学秦倩副教授以国际组织在华实践为中心，考察国际组织的法律身份、特权与豁免以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衔接问题。

两位评论人认为，四篇报告从理论建构、历史认识、国家安全和制度实践等层面，呈现了法律与外交关系的多重面向。相关研究既要从中国实践中提出问题，也要把具体制度放回国际秩序演变和国家对外交往的历史进程中考察，在规范分析与历史解释之间形成更紧密的对话。

第二场报告由南京大学陈谦平教授主持，上海财经大学王献华教授、武汉大学杨泽伟教授担任评论人。清华大学李廷江教授以近现代中日关系为中心讨论“书简外交”，从往来文书和交往网络观察官方外交之外的沟通渠道及其历史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孟庆龙研究员回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实践与国际传播，认为中国是这一原则的首倡者和坚定践行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当代的继承与发展。上海大学郭长刚教授提出，应从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经验出发深化“中华和平”的学理阐释，使其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具有解释力的概念。吉林大学刘雪莲教授从地缘政治视角梳理当代中国外交的演变，分析中国陆海复合型地缘环境所带来的约束、机遇与战略选择。华东师范大学舒全智副教授把东南亚中立化的历史考察前移至20世纪50年代，讨论万隆会议前后中国对东南亚认识与政策的调整。

评议环节中，王献华从“外交”概念的中西语源和正当性基础谈起，提示研究者关注概念进入不同历史语境后发生的意义转换。杨泽伟认为，五篇报告虽各有侧重，却共同指向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及其思想资源；随着中国海外利益拓展和国际责任增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代内涵仍需继续丰富。

当日下午，第三场报告分设三个会场。分会场一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史林》编辑部徐涛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孟庆龙、外交学院李潜虞担任评论人。陈谦平、刘勇、黄以天、苏菲分别从美国南海政策的历史转变、战后荷印排华事件中的护侨外交、欧美涉外法治扩张与中国因应、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越剧团访港等议题展开报告。几项研究以多元史料和法律问题为线索，呈现主权、侨民保护、涉外法治及文化统战之间的复杂关联。评议人建议进一步明确概念边界，把个案置于战后国际秩序与地区政治变化中加以解释，并通过不同来源材料的互证增强论证。

分会场二由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历史评论》编辑部李文硕主持，复旦大学秦倩、华东师范大学舒全智担任评论人。杨婵、高嘉懿、薛煦然、朱杰进的报告分别涉及1965年“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中国对法“人民外交”、日本防卫装备转移以及金砖国家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报告从记忆、交往路线、法律限度与制度改革等角度，展示非政府交往、国内制度和多边机制如何共同塑造国家对外关系。评议人强调，外交史研究要辨析核心概念，交代政策变化的具体机制，并处理好历史材料与理论工具之间的关系。

分会场三由复旦大学张乃根教授主持，复旦大学蔡从燕教授、中山大学杜丽红教授担任评论人。魏晓旭、赵健舟、林兆然、刘捷分别讨论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国际法斗争、卡特政府人权外交、中国中立法话语的历史演变，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争端治理路径。报告跨越国际法史、外交思想史和制度史，关注国际规则背后的权力结构，也重视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对相关规则的理解与运用。评论人提示，宏观理论应落实到人物、事件与过程，并注意不同制度和路径在同一时期交错并存的情形。

第四场报告的两个分会场将视线转向对外援助、国际组织与话语演变。分会场一的讨论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编辑部伍慧萍主持，复旦大学张楚楚、华东师范大学高嘉懿担任评论人。与会学者围绕苏联对新中国卫生体制的影响、中国援坦医疗队及20世纪60年代中苏对非援助谈判等问题展开交流。相关报告从制度移植、地方实践和援助谈判等层面，考察外来经验如何进入中国既有制度框架，以及中国对外援助如何在实践中形成自身特点。评议人建议加强不同地区、不同援助主体与不同时段之间的比较，进一步厘清援助、主权和外交效果之间的关系。

文科楼424会议室的讨论由《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吴志军主持，厦门大学刘勇、复旦大学苏菲担任评论人。马忠法、于泽洲、唐荣堂、韩逸畴分别讨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中国对外关系、“国际共管”争论中的主权认识、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的源流与演变，以及国际法叙事中的西方中心逻辑。几项报告把国际组织、主权观念、政治传播与国际法批判置于同一观察框架中，揭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历史经验及其理论意义。评议中有学者指出，研究者既要还原历史进程，也要追问“进步”等概念由谁定义、服务于何种权力结构，从而增强概念分析的历史敏感性。

8月30日上午举行的是第五场青年学者学术报告会，由国防大学《思想理论战线》编辑部吴爱军主持，华东政法大学刘怡、上海外国语大学徐迟担任评论人。六位报告人分别围绕国际秩序变迁中的外交与国际法、1946年中美商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论争、冷战初期的中美跨国新闻空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及新中国与伊朗建交等议题作报告。青年学者注重从条约、报刊、外交文件和多语种材料中提出问题，尝试连接宏观秩序、国家政策与个体活动。两位评论人逐篇回应，肯定选题与材料基础，同时建议进一步凝练问题意识，明确概念层次，让史料、论点和理论框架形成更有力的相互支撑。

会议总结环节由马建标主持。来自不同学科的与会者围绕历史感、材料解读、跨学科研究和青年学者培养展开交流。大家认为，国际关系研究常关注中层理论，外交史研究重视材料与过程，国际法研究则更关心文本及其效力。学科差异为同一问题提供了多重观察角度，也要求研究者理解其他学科的基本规范，避免简单拼接概念。

孟庆龙结合四十余年的研究经历指出，外交史研究首先要有“历史感”，把研究对象放到特定时代的国际格局、国家处境和多重关系中定位。“无论研究什么，没有历史感，研究的东西只能是暂时的。”他以“十面八方”概括多维观察方法，认为一个问题仅从单一侧面往往难以解释清楚，研究者至少要从两面、三面、四面加以审视。随着材料获取日益便利，学术研究更需要比拼解读材料的能力。

杜丽红认为，“历史学最大的训练就是历史的复杂性”。制度与事件均由具体的人在变化的情势中推动，各方关系又会不断改变问题的走向。青年学者追求创新时，仍要把新材料、新视角放回历史情境，“像剥洋葱一样”逐层分析，避免为了突出新意而牺牲历史本身的丰富性。

刘捷从国际法研究者的视角指出，跨学科研究“是激动人心的，但也是危险的”。理论工具可以拓展解释空间，概念过多也可能遮蔽研究对象。她提出“如非必要，不增实体”，建议先抓住条约、制度或事件自身的特殊性，再选择适切的理论工具。与会者还就档案、地方志、内部刊物、回忆录、法院材料和国际组织文献的交叉使用交换经验，认为史料价值不只在于“新”，更在于能否通过互证和解释揭示历史过程。

在马建标看来，当代中国外交史是一片艰难而富有潜力的研究领域。一个大国的外交需要坚实的历史积累，国际关系的深刻变革、外交决策者的战略思考及其应对困境的方式，都有待学者持续梳理。从1949年到2049年，是新中国走向世界并参与塑造世界的重要历史进程。身处这一进程的几代学者，有责任记录时代经验、保存历史感受，并以扎实研究为中国外交学术的发展奠定长远基础。

两天的研讨表明，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正在形成更为开放的议题结构：历史叙事与现实关怀相互贯通，国际法、国际关系与历史学彼此补充，宏观秩序、制度变迁和人物实践得到综合考察。论坛也为不同代际、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提供了持续交流的平台。随着史料进一步开放、研究方法不断丰富，当代中国外交史有望在回应中国经验的同时，形成能够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概念与解释。

来源：唐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