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美国已失去其最大优势 l “9·11”25周年纪念

America Has Forfeited Its Greatest Strength

作者 l 阿里·苏凡（原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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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委员会报告》最广为人知的结论或许是：美国没能阻止 9 · 11袭击事件，根源在于 “想象力的缺失”。但就 9・11 委员会本身而言，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准确。

早在2001年 9 月 11 日之前，美国情报界就已经清楚，奥萨马・本・拉登的野心会造成何等可怕的后果。这年 8 月 6 日的总统每日简报中，有一篇题为《本・拉登决意袭击美国》的材料，文中甚至提到基地组织企图劫持美国民航客机。当年送交总统的简报里，一共有 36 份材料提及本・拉登或基地组织，这只是其中一份。

身为联邦调查局特工，我在 9・11 事件前后都参与过针对基地组织的调查。根据我的亲身经历，美国没能阻止 9・11 袭击的核心原因，不是想象力不足，而是信任崩塌。美国各情报机构彼此缺乏信任，甚至互相隐瞒情报。袭击发生之后，这一特定问题虽有所改善，但全新的、更为严重的信任危机又接踵而至。

9・11 事件及其后续事态表明，美国的国家安全有赖于多重信任关系：盟友必须信任美国的领导力；民众必须信任本国政府；政策制定者必须坚守美国最根本的准则和价值观。过去 25 年间，美国的上述每一层信任纽带都不断遭到侵蚀。

而这恰恰就是本・拉登想要达成的目标。他常常引用一本名为《野蛮的管理》（Management of Savagery）的著作，这本书也被称作 “基地组织手册”。书中记述，罗马帝国在边境弱小部落持续的冲击下走向崩溃。圣战分子的目标就是让美国重蹈覆辙：摧毁全世界对美国实力和理念的信任，把美国的盟友变成敌人。

单凭 9・11 袭击本身，本・拉登并没有实现这个目标。但 25 年后，美国自身犯下的一系列错误，让这个目标比本・拉登当年所能做到的，更加接近现实。

9・11 事件发生几周前，联邦调查局派我前往也门萨那，加入跨部门专案组，调查基地组织杀害 17 名美国海军水兵一案。2000 年 10 月，基地组织在也门港口袭击了停泊在那的美国 “科尔” 号驱逐舰。我们很快查到袭击事件的一系列细节，这些画面从此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

2000 年 1 月，爆炸袭击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时，两名基地组织特工携带 36000 美元现金离开也门前往泰国。这两人后来都参与了（9月）这次袭击。几天后，基地组织另一名级别更高的特工哈拉德从马来西亚飞往泰国，取走了这笔钱。

我们当时已经掌握情报：基地组织计划在也门袭击一艘美国军舰。那这个组织为何要把两名特工和一大笔现金转移出境？我们向美国情报界的协作伙伴寻求答案，但每一次得到的回复都一模一样：没有人掌握能协助我们调查的信息。

9 月 11 日当天，我还在萨那。隔着数千英里，我看见五角大楼浓烟滚滚，两道巨大火球吞噬世贸中心大楼，飞机残骸散落在家乡宾夕法尼亚州的原野上。我和 “科尔号” 专案组其他成员接到命令，撤离也门。

第二天，我已经抵达机场，突然接到一通电话：有人掌握和袭击相关的情报。我放弃登机，火速赶往美国大使馆。一名中情局官员递给我一份卷宗，里面正是我们专案组苦苦寻找的答案。

那 36000 美元，并不像我们当初设想的那样是交给哈拉德。这笔钱其实是用来资助另外两名基地组织成员 —— 哈立德・米德哈尔、纳瓦夫・哈兹米前往美国。他们此行的目的此刻才真相大白：米德哈尔和哈兹米正是劫持美国航空 77 号航班（AA77）撞向五角大楼的劫机者。

这两人已经在美国停留数月，留下了大量可追查的记录。多年之后，中情局监察长和 9・11 委员会都得出结论：如果这份情报当时能共享给 “科尔号” 专案组，这两名劫机者本可以被找到、逮捕，基地组织口中的 “飞机行动”，本可以被阻止。

那一刻我猛然意识到：只要我们当时拿到这份关键情报，数千条生命本可以得救。这个发现带来的巨大震撼，我至今没能释怀，恐怕永远都无法释怀。

袭击发生之后，情报界和执法部门联合开展大规模调查，搜捕责任人，同时为政府的报复行动做准备。在也门，我和一名同事审讯了 “科尔号” 袭击案嫌疑人阿布・詹达勒，从他口中获取了关于基地组织和本・拉登的关键情报。我们沿用美国传统审讯手段，假装和他交好，让他相信我们已经掌握了需要的全部信息。

这套方法一如既往奏效。詹达勒指认出多名参与 9・11 袭击的基地组织劫机者。依靠这份情报，小布什总统得以向美国民众宣布，本・拉登是袭击的幕后主使。这份证词也起到关键作用，说服了穆斯林世界多位领导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同意美军进入阿富汗开展军事行动。

9・11 调查与针对基地组织及其塔利班庇护者的军事行动同步推进。跨部门协作有所改善，更多嫌疑人落网。彼时，人们尚且可以相信，美国对袭击的回应会保持冷静克制，依托可靠情报做出决策。然而短短数月之后，我的这份幻想就打破了。

2002 年春天，我加入另一个跨部门专案组，开始审讯阿布・祖巴伊达。他常为基地组织充当联络中间人，但并非基地组织正式成员。我们刚坐下，他就自称 “达乌德”。我笑了笑，当场戳穿他的谎言。

“要不我叫你哈尼？” 我开口，喊出他儿时的昵称。祖巴伊达目瞪口呆。他意识到，如果继续撒谎，我们一眼就能识破，于是开始配合审讯。不到一小时，祖巴伊达就交代了一项正在策划的恐怖袭击细节。我们立刻将情报上报华盛顿，这次袭击被成功挫败。随后，祖巴伊达把他所知道的关于 “飞机行动” 的所有信息全盘托出，包括这次行动的总策划人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

大约十天高效审讯过后，中情局反恐任务中心的一组人员随同一名外部承包商赶来。这名承包商声称，他能从祖巴伊达口中挖出更多情报。他介绍了一系列审讯手段，目的是在祖巴伊达心中塑造审讯者如同 “上帝” 一般的形象。

这名承包商下令剥去祖巴伊达衣物，在囚室播放高分贝噪音，剥夺他的睡眠。这些手段，就是后来被委婉称作 “强化审讯技术” 的一套方法。

必须认清一点：这些手段并不是中情局的常规做法，也不是绝大多数资深探员严谨办案的方式。中情局传统审讯方案，结合合法问询与扎实证据挖掘，在没有被无效酷刑干扰时，取得过大量成功。事实上，9・11 调查早期很多突破，包括祖巴伊达的审讯成果，都离不开中情局探员的努力。他们的宝贵工作，绝不能和酷刑项目混为一谈 —— 酷刑项目基本都是由承包商设计并落地执行。

在这套未经验证的新手段折磨下，祖巴伊达立刻闭口不言。这并不意外：绝大多数圣战恐怖分子都受过训练，可以承受更残酷的手段，包括肢体暴力与性虐待。最终这名承包商被调离，跨部门专案组得以重新审讯祖巴伊达。他再次开口，供出更多基地组织成员和同伙。

即便如此，这套新手段的支持者依旧不满足。他们一口咬定祖巴伊达是基地组织高层，而不是外部联络人。他们把囚室温度调到最低。祖巴伊达再次停止供述，直到专案组重新接手。这样反复拉锯持续下去，直到承包商的手段变得极端、骇人听闻 —— 其中一项计划，是用定制棺材囚禁祖巴伊达。联邦调查局总部不愿再和这套审讯手段产生任何关联。

酷刑项目不仅践踏美国的准则和价值观，还催生大量虚假情报。祖巴伊达在酷刑之下 “供认” 自己是基地组织三号人物，除此之外还有诸多不实供述。后来他面对传统审讯人员时坦言，自己之所以这么说，只是为了让酷刑停下来。

这类手段将暴力引入情报搜集工作，无视数十年积累下来的有效审讯经验，同时还疏远了美国的盟友。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调查认定，这个项目 “对美国的国际声誉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也破坏了美国长期以来在人权领域、尤其是反对酷刑方面的全球领导力。”

这套审讯项目，只是美国政府在 9・11 之后犯下的一个核心错误：抛弃宪法承载的准则和价值观，背弃美国对人权的承诺，同时抛弃《陆军战地手册》这类成熟规范 —— 手册中记载了我和同事审讯詹达勒、祖巴伊达时使用的、传统且高效的审讯方法。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未经检验的临时试验方案，其优先级看上去是寻求报复，而非保护美国人生命。中情局监察长没有找到任何一起被 “强化审讯技术” 成功阻止的迫在眉睫的袭击阴谋。

国会最终在 2015 年立法禁止这套审讯项目，但它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损害延续至今。酷刑催生的虚假情报影响了政策决策，余波至今未消。影响最大的一桩，可以说是美国自 9・11 之后最严重的战略误判：发动伊拉克战争。

袭击发生后的几个月里，大量反恐人员承受巨大压力，必须找到基地组织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之间的关联。我也是其中一员。白天我处理情报与反恐工作，每晚回到住处，都会收到铺天盖地的邮件，要求我去证明一段本就不存在的联系。

在寻找这一假想关联的过程中，“强化审讯技术” 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初破坏祖巴伊达审讯工作的那名承包商，又参与审讯祖巴伊达的同伙、基地组织特工伊本・沙伊赫・利比。我没有参与利比的审讯，但据了解，他一开始在传统审讯方式下愿意配合。

承包商接手之后，利比在第三国遭受酷刑。利比后来在自愿供述时说，他 “决定编造审讯者想要的任何信息，只为换取稍好的待遇，避免被移交” 给另一国政府。他编造的内容里，就包括基地组织和伊拉克政权存在联系的说法。这份虚假证词，后来成为政策制定者为伊拉克战争寻找正当理由的核心证据之一。

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时，有着清晰的授权、有限的目标，还组建了广泛的联盟。反观 2003 年入侵伊拉克，目标模糊又野心勃勃，许多美国盟友都表示反对。这场战争看起来更像是一场复仇之战，甚至更糟，一场帝国扩张战争。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查明，小布什政府 “反复把未经证实、自相矛盾甚至根本不存在的情报，包装成事实对外公布”。

这场战争带来毁灭性后果。当公众看清伊拉克战争的开战理由是谎言时，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一落千丈，盟友的信心也受到重创。此外，这场冲突恰好落入基地组织的核心叙事圈套：宣扬西方及其代理人正在发动一场对抗伊斯兰的世纪战争。

入侵伊拉克、酷刑项目、关塔那摩监狱及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羞辱性囚境环境，美国对空袭造成平民伤亡表现出的漠视 —— 所有这些，都变成恐怖分子最有力的招募宣传材料。2001 年 9 月 11 日时，基地组织大概只有几百名成员，大部分驻扎在阿富汗。而如今美国情报界估算，该组织在全球拥有 15000 至 28000 名成员。

最终，美国把精力和资源分散投入两场战争，注定两场都难以达成目标。2011 年，在长达八年残酷战事之后美军撤离伊拉克，为伊斯兰国势力掌控伊拉克大片地区铺平道路。同一时期，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不断膨胀，早已偏离 2001 年定下的有限目标。美国的政策变成试图把阿富汗改造成西式中央集权共和国，无论阿富汗民众本身是否愿意。这场注定失败、带有救世主式幻想的任务持续 20 年，最终让美国付出约 2.3 万亿美元、2219 名美军官兵生命的代价，也消耗掉全世界大量对美国的信任。

在 9・11 事件 20 周年前夕，美军最终撤离阿富汗。这场撤退的安排，仿佛刻意展示二十年间美国国力下滑的巨大幅度。绝望的阿富汗人扒着即将起飞的美军飞机上的画面，成为美国这场最长战争落幕的标志性场景。就像 1975 年西贡陷落、美国大使馆人员撤离的画面一样，这些画面会持续影响全世界对美国实力、信誉和承诺的看法。

更糟糕的是，美国如今还在重复当年的错误。

今年 2 月，美国在没有获得中东盟友广泛支持的情况下，对伊朗开战。这场冲突很快给不少盟友带来严重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冲击，一些盟友开始质疑美国安全保障承诺的价值。

一些原本依靠美国安全保护伞的盟友，开始另寻出路。8 月，北约成员国土耳其与沙特、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土耳其外长哈坎・菲丹毫不掩饰本国的考量：“外来霸权进入本地区，无法解决问题，只会让矛盾激化，代价极其高昂。”

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也在其他方面受损。3 月，伊朗无人机与导弹袭击威胁升级，美国国务院下令驻卡塔尔、巴林、约旦、阿曼、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使馆的非紧急人员撤离。与此同时，驻伊拉克、黎巴嫩使馆长期遭受伊朗支持武装的威胁和袭击，正常工作难以开展。这些动荡叠加一个更大问题：如今美国在中东维持的可正常运作的使馆数量，远少于 9・11 之前。

这会带来深远的长期影响。外交渠道萎缩之后，军方与执法部门的协作、双边贸易投资都会受损。情报机构失去当地一线的人力情报来源。维持和平关系变得愈发困难，误判爆发冲突的概率随之升高。

就在从中东重要外交关系抽身的同时，美国在其他地区的盟友体系也陷入混乱。……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实力。

在欧洲，伊朗战争分散了原本投入乌克兰战事的注意力和资源。美联社报道，有 “相当数量” 的爱国者防空导弹被移出欧洲，运往中东。据报道，和平谈判陷入停滞，正是因为美国注意力突然转向伊朗。能源价格暴涨推高俄罗斯石油收入与税收，一家知名智库评价，伊朗战争相当于 “送给普京一份经济大礼”。

这场冲突同时伴随着美国最坚定盟友对其信任度下滑。5 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民调显示，在 15 个欧洲民主国家受访者中，仅有 11% 仍把美国视作盟友。随着欧洲、亚洲逐步脱离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距离崩塌越来越近，正如本・拉登当年所期盼的那样。

美国国内民众的怀疑态度，丝毫不亚于盟友。伊朗战事爆发之初，62% 的美国人表示，政府没有清晰解释开战理由。这不难理解。就在 2025 年 6 月，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还宣称美国已经 “摧毁伊朗核计划”。不到 9 个月之后，同一批官员又把伊朗核计划仍然存在作为开战借口。

这种不断变动的开战理由，和当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时含糊其辞、公然撒谎的套路如出一辙。但伊拉克战争开战初期，大约四分之三美国人支持军事行动；而伊朗战争刚打响，大多数美国选民就持反对态度。

美国人反对这场战争理由众多。但大量民众对政府抱持深刻怀疑，根源清晰追溯到 9・11 事件。袭击之后，问责机制长期缺位，民众的不信任感持续发酵。

在 9・11 袭击中失去配偶、亲人、子女的家庭，25 年来一直在寻求正义。有些受害者家属，直到离世也没能等到凶手站上法庭。

美国政府不仅没有追究袭击者的责任，对于犯下重大失误的本国官员，同样免于问责。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中情局监察长曾建议成立问责委员会，审查当年没有向我们也门专案组移交情报的相关官员。这项建议被中情局局长直接否决。

就在 2024 年，检方和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以及另外两名嫌疑人达成认罪协议，部分条款旨在换取他们出庭作证，以终身监禁代替死刑。然而国防部仅仅两天之后就撤销了这份协议。并非所有受害者家属都支持这份协议，但如果美国政府当年审讯嫌疑人时遵守本国法律，而不是依靠酷刑获取证据、污染证据链，这份协议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必要。

即便如此，受害者家属依旧坚持抗争。特里・斯特拉达（Terry Strada）就是其中一员，她的丈夫在世贸中心遇难。斯特拉达 2024 年写道：“问题在于，美国是站在恐怖袭击受害者一边，还是站在资助、纵容恐怖主义的人一边。我们的悲痛没有消散，决心也没有动摇。我们不会接受选择性失忆，或是流于表面的同情。我们不会保持沉默，因为缺少问责，国家安全就会被削弱，国家更容易再次遭遇过去那样的威胁。”

9・11 之后的这些年，问责缺失已经成为美国政府普遍现象。强化审讯项目就是另一例证：没有任何一名官员遭到起诉，甚至包括两名囚犯在押期间死亡所对应的相关负责人。相反，设计这套酷刑项目的承包商拿到免责保护，还收获 8100 万美元项目报酬。

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调查发现，美国部分政府机构，不仅向中情局监察长，还向国会、司法部甚至白宫隐瞒、歪曲这套审讯手段的真相。到头来，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

1974 年末，越南战争与水门事件余波之下，相信政府 “几乎总能” 或 “大部分时候” 做正确事情的美国人占比，跌到当时史无前例的低点：36%。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后来有所回升。9・11 前夕，该数据为 44%；袭击发生后的一个月，美国民众团结在政府身后，信任度一度攀升至 55%。但到 2025 年，这份信任度跌至 17%—— 甚至比水门事件之后的低谷的一半还低。

民众对国家如此低的信任度，会瓦解社会契约，削弱民众对政府所有举措的支持，国家安全领域尤其明显。面对经过删改的文件、粉饰后的报告，人们会转而相信别的说法，很多时候，那些说法远比真相更加阴暗。社交媒体不断放大阴谋论，进一步侵蚀公众信心。

2001 年 9 月 11 日，这一天的影响其实从未真正结束。每当美国想要挥霍仅剩的一点信任时，它带来的后果就会显现：混淆报复与安全，混淆免罚与强权，混淆冷漠与爱国。美国想要重建全球领导力，唯一途径就是重新坚守敌人当初希望我们抛弃的价值观：真相、问责、法治、良知，以及保护无辜生命。只有做到这些，美国才能走出 9・11 投下的漫长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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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京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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