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夏，朝鲜战场一处战俘营里，志愿军第六十军第一八〇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被单独关押。敌人用两只高音喇叭反复喊：“吴成德，快交代！”声音昼夜不停，目的不是审讯，而是摧毁他的意志。
吴成德没有屈服。
第五次战役期间，志愿军第六十军第一八〇师因穿插位置较深，在美军机械化部队反击时与主力失去联系。部队突围过程中，通信中断，命令混乱，分散情况越来越严重，原本完整的建制很快被打乱。
第一八〇师并非没有战斗意志，真正困难在于敌我装备差距和后勤条件。美军依靠车辆、火炮和空中力量快速推进，志愿军部队只能依靠双腿转移。白天容易暴露，夜间行军又缺少粮食和药品，许多伤员根本无法跟上。
吴成德当时身边有四百多名伤员。为了不让伤员落入敌手，他亲手打死战马，把能够携带的物资分给伤员，并下令将人员分成若干小组，由干部带领，彼此搀扶着行动。
有人劝他：“主任，带着这么多伤员，很难冲出去。”
吴成德回答：“能走一个是一个，不能把伤员扔下。”
这句话未必被完整记录下来，但他带伤员突围的决定，却被多名亲历者回忆过。突围最终没有成功，队伍被迫在敌后分散。部分伤员找到机会脱险，吴成德则带着四十多人钻进山地，开始了异常艰难的隐蔽活动。
这一坚持，就是十四个月。
敌后没有稳定的粮食来源，伤员不断恶化，人员也因战斗、疾病和饥饿陆续减少。到后来，队伍只剩下三个人。吴成德因误食有毒蘑菇陷入昏迷，醒来时已经落入敌方搜山队手中。随后，叛徒指认了他的身份，他也因此成为志愿军被俘人员中职务最高的军官之一。
吴成德并不是军校出身的职业将领。1937年初，他考入山西抗日军政训练班，从教员和基层政治工作做起，后来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先后在部队和地方承担政治工作，1950年前后任第六十军第一八〇师政治部主任，入朝后又代理师政委。
被俘后，美方试图从身份和心理两方面施压。吴成德被长期关在黑暗房间里，睡眠受到持续干扰。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战俘遣返问题成为谈判的重要内容，美方还曾试图把他送往台湾。
他的态度很明确：不去台湾。
战俘交换开始后，吴成德因职务特殊、审查时间较长，回国批次相对靠后。重新踏上祖国土地时，他已经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体重从一百三十多斤降到九十多斤，熟人几乎认不出来。
归国之初，他曾得到安置。然而，1954年，吴成德被作出开除党籍、军籍等处理，后来被安排到辽宁盘锦大洼农场，担任副场长。对于一个在敌后坚持十四个月、又经受多年囚禁的军人来说，这种处理无疑十分沉重。
大洼当时条件艰苦，荒地多，生活设施简陋，被称为“南大荒”。吴成德初到那里时，周围人对他的经历并不了解，也有人因为顾虑而不敢接近。农场里的两位职工给他找住处、送来饭菜，这些细小的帮助，让他逐渐在陌生环境中站稳了脚跟。
1955年1月20日，吴成德前往北京接妻子龚村和年仅四岁的女儿。当时龚村是北京部队的排级干部，组织上还准备为她安排新的接收单位。按当时的情况，她完全可以留在北京，但见到丈夫后，还是决定带着孩子一起去大洼。
龚村后来被安排担任农场工会劳保委员。夫妻二人在大洼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直到离休后才回到山西运城老家。那段日子谈不上优越，却让吴成德重新找到了能够发挥作用的位置。
1975年，吴成德在大洼离休，龚村也在此后离休。命运对他的更正，直到1980年才真正到来。中央有关文件明确提出，为志愿军被俘人员平反，吴成德随之恢复党籍、军籍和原有荣誉。
此时的吴成德已经过了花甲之年，却没有把余生只用来申诉个人遭遇。他被聘为三十多所大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政治协理员，长期向青少年讲述抗美援朝和战俘经历，很多年份里一年作报告超过百场。
1992年，他受到国家关工委表彰。1996年3月6日，吴成德因病去世，享年85岁。身后事中，许多老首长送来花圈；而他留下的档案，也完整记录了一个志愿军高级干部从战场失散、被俘受辱，到恢复名誉的曲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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