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兵工厂厂长李承干，面对蒋介石的入党邀请，他仍断然拒绝

1949年9月，北平中南海怀仁堂，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前夕，与会名单里出现了“李承干”三个字。有人不熟悉这位代表，便问周恩来：“他是做什么的？”周恩来翻过名单，答道：“这是兵工方面的功勋人物。”

这句评价，并不是客套话。李承干一生没有显赫的政治履历，却把几十年时间用在机器、炮弹和工厂上。近代中国兵工基础薄弱，能真正懂设计、懂生产、又能组织大规模工厂运行的人，数量极少，他正是其中一位。

1888年，李承干出生于湖南长沙。清末湖南兴办新学，张之洞选派学生赴日学习，他成为较早接受近代工业教育的一批留学生。留日期间，他学习机器制造，也接触到救亡图存的思潮，并加入同盟会，参加过反清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后，他没有停留在政治口号上，而是再次赴日求学，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电器机械。这个选择很能说明他的性格：国家要建立现代工业，光靠热情不够，还得有人真正掌握技术。

1917年学成回国后，李承干进入南京金陵制造局。从工务技术人员做起，他逐步熟悉了兵器制造、设备维护、原料供应和工厂管理。那时的兵工厂问题很多，机器老旧，工艺不稳，生产常常受制于人。李承干却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步步积累经验。

北伐时期，金陵兵工系统承担着重要的武器弹药供应任务。李承干当时并非最高负责人，却能把生产、检修、运输等环节衔接起来。前线催得紧，厂里便加班赶制；机器出了故障，他亲自组织抢修。兵工生产看似在后方，实际每一件武器都关系着战场上的进退。

孙中山晚年曾注意到兵工建设的重要性，据相关记载，他对兵工人才颇为看重。李承干的能力也因此受到蒋介石关注。蒋介石提出让他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但附带了一个条件：加入国民党。

这件事，李承干没有接受。

蒋介石或许没有想到，面对职位和权力，这位技术官僚竟然选择了拒绝。李承干信奉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对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做法十分不满。他曾表示，自己只是做技术工作的，若担任厂长必须先入党，那么厂长不做也可以。

有人劝他不要把话说得太死，他的回答却很明确：“不合原则的事，不能因为一个职位就改变。”这几句话是否为当场原话，史料记载略有差异，但他拒绝以入党换取职位，确有相关档案和回忆材料可以相互印证。

蒋介石没有因此放弃。兵工生产离不开李承干这样的专家，国民政府最终只能以特别规定，允许非国民党员的高级技术人员担任重要职务。表面看，这是对一个厂长的特殊照顾，背后却反映出当时中国工业人才的稀缺。

李承干与共产党人的联系，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加深的。据有关回忆资料，他曾得到周恩来、李维汉等人的帮助，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兵工厂内有地下党员活动时，他尽力予以保护。遇到搜捕，他会以调离、开除等方式制造掩护，再通过地下交通线安排人员转移。

这种保护并不轻松。兵工厂本就是国民政府重点控制的单位，人员流动、物资进出都容易引起注意。李承干多次提出辞职，但组织认为，他留在工厂掌握生产权，比离开更有利于革命和抗战，他于是继续留下。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金陵兵工厂工人达到三千人左右。李承干实行较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要求生产环节服从统一调度。他对工人说过类似的话：“前线在打仗，后方也不能松劲。”这不是口号，而是兵工厂每天面对的实际压力。

日军很快把金陵兵工厂列为轰炸目标。南京局势恶化后，工厂开始向重庆迁移。机器、图纸、原料和技术人员都要转运，稍有差错，整个生产体系就可能中断。1938年2月，迁到重庆的工厂恢复生产，随后改称兵工第21厂。

这个工厂后来成为抗战大后方规模最大的兵工企业之一。到1943年前后，厂内已有三千多部机器和一万四千多名职工，承担了全国一半以上的武器弹药生产任务。李承干被授予中将厂长，并兼任兵工署副署长，但真正支撑这些职务的，仍是生产线上不断运转的设备。

他还创办技工学校，为兵工系统培养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这所学校后来发展为重庆理工大学的前身之一。相比个人职位，培养能够接替自己的技术力量，或许更符合李承干一贯的做事方式。

解放战争开始后，李承干不愿继续参与内战，辞去兵工厂职务，赴美国考察。蒋介石曾多次邀他回去主持兵工事业，他没有答应。回国后，他也没有重新回到原兵工系统，而是进入南京一家冶金工厂工作。

1949年南京解放前后，李承干带领工厂职工保护设备、维持生产，并向人民政府办理接管。政协会议召开时，他以自由职业民主人士身份参加会议。周恩来所说的“功勋人物”，指的正是他在兵工工业、技术教育和保护地下力量方面留下的成绩。

1955年，国家计量局成立，李承干经周恩来提名，出任首任局长。1959年1月15日，他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董必武主持公祭，毛泽东、周恩来等送花圈，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