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9年3月5日，北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从越南境内撤回。就在前一天，前线部队已经攻占谅山，越北重要据点相继失守。按常规战争逻辑，这似乎正是乘胜南进的时机，可中国军队却在战果最显眼的时候收兵。
这不是临时起意，更不是战场上突然改变计划。对越作战从一开始就被限定为一次有明确边界的自卫还击，时间、地域和规模都有预案。高平、老街、谅山等地被攻克，主要军事目标完成，继续向河内推进反而可能使战争性质发生变化。
很多人后来产生疑问：既然谅山以南地形较为开阔，越军北部防线已经受到重创，为什么不再打一段？答案要从“打到哪里”转向“为什么而打”。
1978年下半年，中越边境冲突不断加剧。越南在中越边境采取强硬行动，驱逐大批华侨，边境地区的武装摩擦也持续发生。中国方面多次交涉和劝阻，局势却没有明显缓和。与此同时，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加速控制中南半岛，并于1978年底出兵柬埔寨，地区力量格局迅速改变。
在中国的判断中，越南已经不只是制造边境纠纷，而是在苏联支持下谋求地区霸权。越南军队长期接受苏式军事训练，又有同美国作战留下的武器和实战经验。若任由边境压力扩大，中国南部安全和西南方向的稳定都会受到影响。
因此，作战目标并非占领越南，更不是推翻越南政权，而是打击越军北部主力，摧毁其靠近中国边境的军事设施，迫使越南重新估量继续挑衅的代价。邓小平在访问美国期间曾谈到，要给越南一个“教训”。这个“教训”有明确含义：让对方付出代价，却不把战争拖成长期占领。
这就解释了一个关键细节。开战之前，作战方案已经考虑到攻取高平、谅山一线后及时撤出。换句话说，部队能不能继续前进，并不是唯一标准；中央更关心的是，既定目标完成没有，战争会不会失控。
1979年2月17日，解放军从广西、云南方向发起进攻。战斗初期，部队迅速突破越军边境防线，随后向高平、老街、同登等方向推进。越军依托山地、洞库和既有工事抵抗，战斗并不轻松，解放军也付出了较大伤亡。
高平失守后，越军北部防御体系出现松动。3月4日，谅山被攻克，这座距离越南首都河内并不遥远的军事重镇失守，确实给越南造成了强烈震动。但“离河内近”不等于“可以轻易占领河内”。从谅山继续南下，还要面对城市攻坚、后勤延伸、越军重新集结以及长期治安作战。
更现实的是，越南并没有把全部主力都摆在北部边境。它在柬埔寨方向仍有大量兵力，首都及中部地区也存在动员空间。中国军队如果继续深入，就必须不断补充兵员、弹药和粮秣，战线越长，遭遇的阻力越大。攻城容易判断，守城和撤出却是另一回事。
苏联因素同样不能忽视。1978年11月，苏越签署《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越南获得了苏联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对越作战期间，苏联没有直接大规模出兵，但在中苏边境方向保持军事压力，并通过军援、顾问和运输等方式支撑越南。中国北方和西北方向的部队处于戒备状态，南方战事一旦扩大，就可能形成南北牵制。
当时中国已经把工作重点逐步转向经济建设。长期战争不仅会增加军费和人员损失，还会打乱国内发展节奏。若战事扩大到与苏联正面碰撞，局面便不再是一次边境自卫行动，而可能演变为大国对抗。这个风险，不能用占领几座城市来交换。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解放军当时并不具备现代化条件下的持续远程作战能力。通信、侦察、火力协同和后勤保障，都与后来不可同日而语。越南北部山地道路狭窄，雨季将至，车辆和弹药运输困难。部队打进去不难，保持稳定补给却很难。战果越往纵深推进，代价呈几何式增加。
撤军也不是一句声明后立即全部离开。3月5日宣布撤回后，前线部队分批后撤，同时带走缴获物资，破坏部分越军军事设施，并对撤退路线实施掩护。到3月16日，中国军队基本完成撤出。期间越军不断反击，后撤行动并非没有战斗，更不是简单地“打完就走”。
这场战争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它没有以占领首都、推翻政权作为结尾。高平、老街、谅山等地的失守，已经证明越军北部防线无法阻挡中国军队；及时撤出，则避免了战争继续升级。对一个明确宣称不谋求越南领土的国家来说，战果达到预定范围后停止进攻，才符合这场有限战争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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