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科学家为何“稀缺”？培养需打通医学院、医院到产业全链条

（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陈龙飞）医师科学家，是衔接临床实践与医学创新的核心复合型人才。他们扎根临床一线，从患者真实诊疗困境中提炼科学问题，再通过严谨的临床研究，攻克疾病机制难题、研发创新药物与器械、优化诊疗方案，最终反哺临床、补齐医学证据短板，惠及患者。

当前，许多临床真实问题“无人问津”或停留在“发一篇论文就结束”的阶段，无法沉淀为改变诊疗实践的高质量证据，也直接制约了新药、新器械从实验室走向病床的速度。如何培养“医师科学家”？

“医师科学家”绝非“看病+发论文”的简单叠加

“什么是医师科学家？其实业界没有严格统一的定义。”

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创院院长、分子医学研究所创所所长、东南大学药学院创始院长、《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副主编肖瑞平教授在接受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采访时表示：“医师科学家，首先是一名合格的医生，能看病、有资质；其次，有持续的科研热情与科学思维，能够在临床实践中主动发现问题、拆解问题，并掌握临床研究方法学，完成试验设计、数据分析、成果验证；最后，通过严谨的临床研究，产出可落地、可改变临床实践的新技术、新药物、新方案，形成从临床到科研再回归临床的闭环。”

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创院院长、东南大学药学院创始院长、《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副主编肖瑞平教授。受访者供图

肖瑞平自身的科研转化经历，正是“从临床痛点出发、最终惠及患者”的最好注脚。女儿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长期受痛经困扰，服用止痛药还造成胃损伤。这段经历让她敏锐地捕捉到一个真实的临床需求——全球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约1.9亿，中国患者达4000万，患者群体庞大，却长期缺乏理想的治疗手段，能否找到一种更安全、更有效的方案？肖瑞平团队由此出发，历经多年攻关，成功研发出全新单抗药物HMI-115。目前，该药已完成多中心Ⅱ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Ⅲ期临床试验，有望为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

在《NEJM医学前沿》负责人李沛博士看来，做科研的医生很多，但并不能都称为“医师科学家”。“后者应当有持续的临床经验、稳定的研究方向，能够长期追问：一项诊疗难题为何发生？现有证据存在哪些缺口？什么方案有望改写一类患者的治疗结局？这也构成了医师科学家与单纯临床医生、专职科研人员最核心的区别。”

《NEJM医学前沿》负责人李沛博士。受访者供图

“医师科学家并不局限于发表几篇文章，临床研究的价值也不一定需要得到阳性结果。只追求统计学显著但没有解决临床问题的研究，不能称为真正的创新。”《NEJM医学前沿》副主编赵剑飞博士分享了一个案例，2025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在非洲乌干达，用驱蚊药预处理新生儿的裹布，能显著降低当地疟疾的发病率。“看似很简单的方法，却精准解决了当地公共卫生难题，能够直接影响临床决策乃至卫生政策，这才是有意义的研究。”

占比不足2%，医师科学家为何“稀缺”？

作为医学创新中的“关键少数”，医师科学家占比却不高。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医师科学家在整体医生群体中占比不足2%①，国内现状同样不容乐观。

肖瑞平回顾，20年前，即2003年至2013年十年间，中国学者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论著共18篇，且多数是传染病相关的报告。近年来，我国临床研究的数量、规模和国际能见度已发生显著变化，2025年中国生物医学论文发表数量位居全球第二，但其中由临床医师主导的研究占比依然偏低。

临床科研失衡、培养体系缺位、资源分配不均，是国内外医师科学家培养面临的共性难题②。

“对于医师个体来说，主要的困难是临床和科研‘不可兼得’。医生临床任务重，要承担门诊、手术、值班等多项工作，体力和脑力付出到了极限状态，没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再做科研。‘白天看病，半夜做科研’是很多医生的常态，难以系统性深耕长期课题。”肖瑞平说。

“资助和评价体系不完善，难以支撑‘十年磨一剑’的长线研究。”李沛和赵剑飞均表示，现行的医师晋升机制往往以阶段性论文产出为硬指标，使得很多医生为了发文章而做碎片化课题。但高质量临床队列、长期人群数据积累、新药临床开发等有价值的研究，往往需要数年甚至十余年的持续投入，短期内看不到论文成果。

《NEJM医学前沿》副主编赵剑飞博士。受访者供图

“再者，科研启蒙与系统培训存在短板；经费保障措施、监管政策也仍待完善。中国传统的五年制医学学士课程以临床技能为主，科研培训较少；据《2023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仅19%的执业医师拥有研究生学位，这意味着大多数临床医师在科学素养方面存在短板。”

“除此之外，资源与机会分配不均衡，一些能力出众的医生由于资历、平台和年龄等因素，很难获得独立牵头项目的机会，成长通道受限。”赵剑飞说。

培养体系应从医学院延伸到医院和产业

医师科学家的培养不是仅靠几门课程，而需要从医学院到医院、再到产业的全链条布局。

“医学院校应当把临床研究方法学、科研逻辑、伦理监管等内容纳入必修课，既传授临床技能，也要训练学生从病例中发现问题的能力，同时探索多元成长通道。”肖瑞平介绍，“医疗机构层面，应建立‘科研保护时间’相关制度，建设临床研究支持平台，包含研究护士、临床研究协调员、统计人员、成果转化人员等配套队伍，让医生把精力聚焦科学问题，而不是陷入繁杂事务。”

李沛举例，“医院应有相关机制，对经过遴选、确有科研潜力的医生，明确其临床与科研工作比例，将科研时间计入工作量或绩效。比如，在英国，部分临床学术岗位会制度化配置约20%–25%的受保护学术时间，相当于每周约一天‌，用于科研或学术活动。”

“评价体系方面，应破除‘唯论文’导向，建立适配医师科学家成长规律的评价标准。”赵剑飞表示，评价体系不只看论文数量，更看重选题是否源于真实临床需求、成果是否改善患者结局、是否推动本土疾病证据补充等；对数据库建设、高风险转化研究给予包容，完善同行专家的前瞻性研判机制；充分发挥资深专家的导师精神，比如可以为青年医师配置临床导师、方法学导师和转化导师组成的联合指导组，同时把青年医师培养纳入对资深专家的评价体系。

“产、学、研一体化，才能形成生态系统。”肖瑞平表示，政策层面，应完善经费与监管体系，如面向医师科学家设立专项基金，兼顾公益导向临床研究和创新转化项目；严格遵循ICH等国际统一监管规范，守住受试者安全伦理底线；打通学术界与产业界的壁垒，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生态，医院、药企、监管机构协同，缩短从临床发现到新药、新器械落地的链条。

“‘医师科学家’首先是一个医者，他/她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患者。它不是一个光鲜的头衔，而是一条漫长的职业道路。只有培育好这片人才土壤，才能源源不断生长出真正服务大众健康的医学创新。”肖瑞平说。

参考资料：

① NIH Physician-Scientist Workforce Working Group Report.

② Li P, Zhao J, Wang J, et al. Advancing Physician-Scientist Training in China — Challenges, Gaps, and Future Directions. NEJM. 2025, 393(9): 836-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