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钱时叫“财神”，还钱时送看守所：一场地方城投百亿“杀猪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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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债务的雪球滚到无法收拾时，不反思黑箱机制本身的制度缺陷，反而用违法的手段去“收割”当年的中间人，这不仅无法解决隐性债务的顽疾，反而会彻底摧毁当地的法治信用与营商环境。

撰文 | 杨雄

出品 | 新史记Recorder

帮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找来上百亿的救命钱，最后却在看守所里迎来了长达四个月的马拉松式审判。这是近期在山东平度上演的一场充满黑色幽默的司法大戏。

李浩、孙盟凯、赵贤霖三名融资中介，被控在为平度地方城投平台融资百亿的过程中，为谋取“竞争优势”向平台高管行贿。

随着庭审的推进，未经许可直接留置人大代表的“程序瑕疵”、令人啼笑皆非的“穿越版证据”，以及子虚乌有的“竞争优势”指控，将这场旨在追责地方隐性债务的司法行动，剥离成了一出逻辑崩盘的荒诞剧。

（关联报道截图，详见网易号“法治边角料”）

1、把践踏宪法，叫作“程序瑕疵”

任何一场有体面的审判，至少应该在程序上装得无懈可击。但平度的有关部门，似乎连这点表面功夫都懒得做。

被告人赵贤霖是平度市人大代表。在我国的法律体系里，人大代表不是什么可以随意揉捏的软柿子。

宪法和《代表法》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对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必须经过该级人大主席团或常委会的许可。这是为了防止公权力被滥用、防止代表被打击报复而设立的制度防火墙。

但这堵墙，在平度监委面前，仿佛是用纸糊的。

调查人员在明知其身份的情况下，直接绕开人大，把赵贤霖给“留置”了。这种直接无视最高权力机关法定程序的行为，在公诉人的嘴里，被轻描淡写地称为“程序瑕疵”。

这就好比一个人，开着推土机把收费站撞了个粉碎，然后下车拍拍身上的灰说：“不好意思，刚才变道忘了打转向灯，一点交通违规的小瑕疵。”

事实上，最高检早就发过紧急通知，将这种未经许可限制人大代表人身自由的行为，定性为涉嫌非法拘禁的犯罪。但到了地方的法庭上，审判长依然认为这“不是非法证据”。

当权力的傲慢可以直接越过法律的红线，且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时，所谓的程序正义，就成了一句干瘪的冷笑话。

我们不得不做一个顺势逻辑的推演：这种“瑕疵”一旦被背书，今天可以绕过人大抓一个融资中介，明天就可以绕过任何法定程序去对付任何一个普通人。

2、溺水者，还需要“竞争”救生圈？

本案最大的逻辑硬伤，在于控方生生造出了一个词——“竞争优势”。

控方指控，这三个中介给平台高管送钱，是为了在融资业务中排挤对手，获得优势。

如果在阳光透明、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里，这个逻辑是成立的。但问题是，这是地方城投平台的融资。

任何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承担着地方基建任务的平台公司，对资金的饥渴程度，堪比沙漠里干渴了三天三夜的旅人。

他们根本不公开发布融资需求，因为那些庞大且隐秘的资金缺口，是不好意思摆在台面上招标的。

他们只能靠中间人私下到处化缘、找钱。不管是哪路神仙，只要能把真金白银拿来，只要资金方审批能过，平台公司统统照单全收，根本来者不拒。就算这样，资金依旧是杯水车薪。

在这个生态里，中介带来的是救命的氧气。请问公诉人，一个溺水的人，会要求扔救生圈的人先搞个招投标吗？

辩护律师在庭上问得好：到底哪一笔业务存在竞争？竞争对手是谁？谁因为没送钱被排斥了？

公诉人沉默了。因为他们拿不出证据。

这就像是指控一个给重症监护室送血浆的人“涉嫌垄断输血权”一样荒谬。没有竞争的市场，何来“竞争优势”？

这种强行生搬硬套的罪名，暴露出的是一种先定罪、后找逻辑的办案路径。既然要办你，总得给你安个听起来像模像样的罪名。至于这个罪名符不符合经济学常识，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

3、复制粘贴的口供，穿越时空的法条

如果说逻辑上的生硬还只是业务水平问题，那么证据上的粗制滥造，则让人看到了权力的漫不经心。

在这场宣称涉案百亿的严肃大案里，案卷材料展现出了极度魔幻的文学色彩。

孙盟凯的讯问笔录里，赫然写着“我与孙盟凯……”如何如何。很显然，办案人员在复制粘贴另一位被告人赵贤霖的口供时，连“查找替换”这个最基础的Word功能都没用明白。

不同被告人的口供高度相似，逻辑、顺序严丝合缝，连标点符号可能都透着默契。更绝的是，一个没有参与具体业务的李浩，竟然能在供词里把大量细节描绘得如同亲历。

这已经不是“按需取证”了，这是在写剧本。而且是一个没有经过校对的劣质剧本。

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案卷中的“穿越”奇观。在2025年4月移送的案卷中，办案人员居然引用了2025年6月1日才正式施行的《监察法实施条例》。

用明朝的剑斩清朝的官，用未来的法条定今天的罪。这种无视时空物理法则的操作，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看了都要甘拜下风。

大量音频打不开，文件损坏，内容删减。这种千疮百孔的证据链，居然能支撑起一场横跨四个月的庭审。这足以说明，在某些地方司法环境里，证据不过是走个过场的道具。

只要坐在被告席上的人是对的，道具粗糙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4、卸磨杀驴与隐秘的“杀猪盘”

透过荒诞的庭审表象，这起案件的底色，其实是一笔再精明不过的经济账。

当前，中央纪委和财政部正联手重拳出击，严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过去那些年，地方政府为了搞大建设，疯狂依赖城投平台借钱。

那时候，像李浩、赵贤霖这样的融资中介，是座上宾，是及时雨，是能帮他们搞来百亿资金的“财神爷”。

但现在，风向变了。

债台高筑，利息压顶，上面还要严查追责。

怎么办？总得有人为这庞大的隐性债务成本背锅，总得有人来填补干瘪的财政口袋。

这几个搞融资的中介，手里有促成百亿融资后积攒下的丰厚利润。在某些人眼里，这就成了最完美的“血包”。

辩护律师那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道出了这层冷酷的底色。

用抓捕中介的方式，既能把高昂融资成本的责任推给“不法商人”的围猎，又能通过查处没收其巨额财产，顺便给地方财政回回血。

这显然已不再是反腐，而是一场逻辑严密的“卸磨杀驴”。驴拉完了磨，不但要被杀掉吃肉，还要在杀之前被指控为“非法拉磨”。

5、阳光底下的债务，不需要“中间人”

我们如果用理性的视角，去审视成熟经济体的地方融资机制，就会发现这场荒诞剧的根源，在于我们地方债务体系的极度不透明。

在市政金融体系发达的国家，地方政府需要借钱搞建设，走的是极其透明的市政债券（Municipal Bonds）市场。

一笔资金的筹集，需要向全体公众披露详细的财务报表，需要独立的信用评级机构进行严格评级，甚至许多项目的发债，需要通过当地选民的投票表决。

钱从哪里来，要花到哪里去，利息是多少，由公开市场的投资银行进行承销。一切都在阳光下运行。

在这种极度透明、市场化的机制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手眼通天的中间人”，更不需要有人提着现金去给高管送礼以谋取所谓的“竞争优势”。

而平度的这场百亿融资，尽管几家城投公司背负着巨大的财政重担，却在不公开、不透明的黑箱里，依赖几个自然人去私下腾挪上百亿的资金。

这种扭曲的机制，本身就是滋生寻租和腐败的温床。当债务的雪球滚到无法收拾时，不反思黑箱机制本身的制度缺陷，反而用违法的手段去“收割”当年的中间人，这不仅无法解决隐性债务的顽疾，反而会彻底摧毁当地的法治信用与营商环境。

由此，我们不得思忖：当法律为人大代表设置的保护程序被视为“瑕疵”，当一个不需要竞争的买方市场，被强行发明出“竞争优势”，当口供连名字都懒得改、法条甚至能穿越时空，这场审判就已经和正义失去了关联。

它更像是一场地方权力在债务高压下，为了完成指标和收割财富，而强行按下的确认键。

只是，用破坏法治底线的方式去清理债务，最终欠下的，将是一笔谁也还不清的历史欠账。无数双眼睛，不仅是人大代表的眼睛，还有所有民营企业家的眼睛，都在盯着这场平度看守所里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