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9年2月，北京中南海的一场军事决策讨论，摆在叶剑英、粟裕等人面前的，不只是要不要教训越南的问题，而是南疆出兵之后，北方防线会不会出现意外。
这场仗，不能只看边境上几次冲突。越南统一后，逐渐倒向苏联，并在苏联支持下扩充军力。与此同时，越军不断制造边境摩擦，侵扰中国边民，部分地区的群众被迫搬迁，边境局势持续恶化。
中国并非没有顾及旧日情分。抗法战争时期，中国曾派出军事顾问和人员援助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也提供了大量物资、装备和技术支持。陈赓等人还曾参与越南军队建设。两国之间的关系，曾经有过共同作战的基础。
有意思的是，关系恶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越南出兵柬埔寨后，又在中越边境加强军事部署，部分华侨和边境居民受到冲击。中国多次交涉，却未能阻止冲突升级。到1978年下半年，边境武装冲突已经难以通过一般外交手段压下去。
军内主张出兵的人，理由很直接：如果一再退让，越军可能误判中国的态度，边境压力也会继续增加。许世友等将领认为，必须进行一次有明确目标的军事行动，让对方知道挑衅需要付出代价。
但叶剑英、粟裕并不轻易赞成开战。两人不是畏战，而是太清楚战争的复杂性。越南北部多山地、丛林，越军长期在这一地区作战，熟悉道路、村落和地形。中国军队若贸然深入，后勤补给和部队协同都可能遭遇困难。
更大的顾虑来自北方。
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在中国北部和西北方向保持较大军事压力。粟裕曾参与研究国防战略和边防问题，对苏联可能采取的行动十分警惕。叶剑英主持军队工作时，也不能只盯着南方一条战线。倘若中国主力南下，苏联在北方施加压力，局面很可能变得被动。
粟裕的担忧，还有现实依据。长期没有经历大规模战争的部队，需要重新适应现代战争；越军却在抗法、抗美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即便中国军队装备和兵力占优，也不能把对手看成一支可以轻易击溃的地方武装。
因此，叶剑英、粟裕更倾向于谨慎准备，尽量把行动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他们担心的不是能不能打进去，而是打进去以后如何收场，以及苏联会不会借机扩大事态。
中央的犹豫，正由此而来。南方边境必须回应，北方战略安全也不能放松。两难之间，陈云提出了一个关键判断：苏联当时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方向，同时还要面对美国及北约方面的压力，直接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有限。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苏联，而是要把风险放进作战设计中。陈云的意见，据相关回忆概括，就是行动必须有边界、有期限、有目标，不能陷入长期战争，更不能把一次边境反击变成全面对抗。
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回答了叶帅和粟裕最关心的问题：南方能不能打，关键不只是军队能否取胜，还要看能否迅速结束。只要战役规模受到控制，北方防线保持戒备，苏联就缺少直接介入的借口。
粟裕后来提出，作战目标不能停留在边境线上，必须打击越军的重要据点，使对方真正感到压力。这个思路与“有限反击”并不矛盾，反而要求部队集中力量，尽快突破关键地区，达到震慑目的后及时撤出。
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广西、云南方向展开对越自卫反击战。许世友负责东线指挥，杨得志负责西线指挥。战事推进过程中，东溪、高平、谅山等地相继被攻克，越军北部防线受到严重冲击。
战斗并非没有代价。越军依托山地和交通要点抵抗，中国军队也付出了人员伤亡。战场上的推进速度，不能简单理解成“势如破竹”，许多据点都经过反复争夺，后勤、通信和协同同样承受了压力。
3月初，解放军攻占谅山，战线逼近河内。此时继续南进，军事收益未必与政治和战略风险相称。中国方面随后宣布完成作战任务，并从越南境内撤军。到3月16日，主要作战部队撤回中国境内。
苏联当时对越南表示支持，并在中苏边境保持军事压力，但没有直接出兵介入。这一结果，使中央此前关于“控制战役规模、避免长期陷入”的判断得到验证。
这场战争没有改变中苏之间的根本矛盾，也没有消除中越边境此后的紧张。对叶剑英、粟裕来说，谨慎从来不是退缩，而是必须同时计算战场和全局；对陈云而言，支持行动也不是主张冒险，而是认为有限目标下的反击，仍然可以纳入国家整体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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