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枪口下的男人：我失去一切，孩子房子还有我的钱，一无所有

这场冲突对巴勒斯坦男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被讨论的话题。四名平民讲述了他们的生活和人际关系。

但艾哈迈德说，战争“彻底炸碎了我们的生活”。以前他会花几个小时沉浸在研究中，如今他花几个小时排队灌水或上厕所。

他说战争改变了他的自我认知，他不再“觉得自己是家庭的支柱”，并补充道：“作为一个男人，我从工作和学业成就中获得自我价值感。”

艾哈迈德此前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住在同一栋楼里，每个兄弟姐妹各自与家人住在单独的公寓中。2024年5月，他们全部被迫撤离家园，此后一直住在帐篷里。他发现新生活中缺乏隐私很难忍受，并说这在夫妻之间造成了“情感上的沉默”。

“以前，家是一个私密的王国，是一天结束时放松、自由说话的地方。现在生活是集体性的，没有隐私。一个男人无法像以前那样向妻子表达情感。所有人都能听到；他们无法像以前那样讨论和解决问题。”

作为丈夫和父亲，他说他感到有责任成为家人的依靠。“我有孩子，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墙，什么是床，什么是楼梯。”他说他试图让他们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但私下里却在想战争还会带来什么新的苦难，常常陷入沉默。“这就是在这场战争灾难中做男人的代价。”

2023年时，40岁的尼达尔说他在加沙城自己公寓楼的一间储藏室里经营小生意，赊销手机和家用电器。他过去每天挨家挨户收款。“这不仅仅是工作。我认识了很多人，有很多朋友和熟人。我的生活很好。我们什么都有，”他说。

尼达尔和他的大家庭住在同一栋楼里，在一次以色列导弹袭击炸死他的嫂子后，他们很快流离失所。更大的悲剧接踵而至，他的女儿马莱克在他们避难的学校遭到第二次空袭时丧生。

尼达尔和家中幸存者最终回到家园的废墟上，搭起了一顶帐篷。公寓楼坍塌的屋顶为他们提供了一些遮阳和避雨的地方。但尼达尔说，他感到再也没有希望真正重建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帐篷旁，很少与人说话。“战争夺走了一切——我的孩子、我的房子、我的钱。”

他说他觉得自己变了一个人，不再平静，更加愤怒。鉴于每个人都遭受了损失，他不好意思向客户讨要欠款，大部分时间都很悲伤。

“我受不了任何人，甚至受不了我自己。我甚至不想称自己为失业者——我是一个被弄得无能为力的人。不是身体上无能为力，而是在养家糊口的能力上无能为力。我只能为他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

“愿上帝让每个男人免于这种事：一个父亲在自己孩子眼前被击垮。”

战前，24岁的侯赛因拥有自己的公寓，是大学技术专业的学生，还开办人工智能工作坊。他的生活有日常节奏，他也在考虑找伴侣结婚。冲突初期，他的家被炸毁，父亲受伤，嫂子在医院住了六个月。

侯赛因说，他“从零开始……没有食物，没有工作，什么都没有”。为了生存，他什么工作都做，先是给手机充电和维修，后来发展到买卖手机和提供技术支持。他说，他为自己在失去家人住所后这么快就能适应并赚到钱而感到自豪。

“一开始我非常、非常、非常羞愧。战争改变了一切，甚至改变了我的未来。”

他无法想象把未来的妻子带进他现在住的帐篷里，“这不合逻辑”，他说他至少必须提供一个有隐私和自来水的家。但他仍然希望结婚生子。“它（战争）影响了我，也影响了所有年轻人。我们必须让这片土地重新有人口，重建它。是我们，是年轻人，将修复它、恢复它，让它比以前更美丽。”

22岁的哈姆扎在战争开始时是一名二年级医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加沙北部贾巴利亚家中的书桌前度过。但在他拒绝遵从以色列的南撤命令后，很快发现自己作为急诊前线医生做志愿者。

有无数头部受伤的患者，而北部只有三名神经外科医生。他说工作给了他目标。“对我这样的学生来说，在医院做我所做的工作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说实话，我认为自己是个英雄。”

哈姆扎说，战争改变了他对家人和朋友的看法。他不再让学业孤立自己。“你总是必须为某些事牺牲某些东西。战争改变了这一切……这是我心存感激的事。”

他说他与家人的关系更近了。“我们更爱彼此，更尊重彼此。我们睡在同一张床垫上，有时只有两平方米的空间。我们一起挨饿，几乎一起死去。战前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变得非常紧密。”

哈姆扎说，战前他一直推迟考虑婚姻，专注于去海外学习神经外科的计划，以便能为未来的妻子提供好的生活、漂亮的房子和汽车。但他说，战争和家人的死亡改变了这一切，他现在计划更早成家。

“在战争中，当一个人感到灭绝时，就会被吸引去繁衍。上帝把我们造成这样。我们失去了太多；有一种想要补偿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