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复婚后隐瞒婚姻状况，继续与小16岁女友交往，女友流产后身心受到严重影响，索赔8.5万元；法院：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6万元

男子复婚后隐瞒婚姻状况，继续与小16岁女友交往，女友流产后身心受到严重影响，索赔8.5万元；法院：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6万元

隐瞒复婚致女友流产抑郁，判赔1.65万：情感欺诈的代价，是不是太轻了？

2026年9月，广西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人格权纠纷案。一个男人复婚后隐瞒婚姻状况，继续和小自己16岁的女友交往，导致对方怀孕流产、确诊心境障碍。法院认定他构成侵权，判他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6万元、营养费500元。合计1.65万元。

一个女人的身心健康，被一段持续近两年的谎言彻底摧毁，法律给出的价码，是一万六千五。

他复婚了，但没有告诉她

汪先生生于1983年，刘女士生于1999年，两人曾是同事。2023年底，两人开始交往。交往之初，汪先生确实处于单身状态，他告诉刘女士自己已经离婚三年。

2024年2月，汪先生与前妻复婚了。但他没有告诉刘女士。他依旧以情侣身份和她相处，两人日常以“老公”“老婆”相称，汪先生还曾向刘女士表示“我养你”。

一个已经重新走进婚姻的男人，同时还在另一段关系里扮演着“老公”。他每天在两个女人之间切换身份，说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这不是“忘了说”，这是刻意的隐瞒。

2024年11月24日，刘女士怀孕49天。汪先生陪同她到医院做了药物流产手术，之后多次陪同复查。一个隐瞒自己已经复婚的男人，陪着另一个女人去做流产手术，全程表现得像一个尽责的男友。直到2025年5月，汪先生才告诉刘女士——他已经复婚了。

从复婚到“坦白”，中间隔了整整十五个月。从流产到“坦白”，中间隔了六个月。

焦虑中度，抑郁重度

刘女士在得知真相后，身心受到了严重影响。

2025年7月，她因持续数月情绪低落、失眠等症状就医。病历显示，她的焦虑自评为中度，抑郁自评为重度，门诊初步诊断为心境（情感）障碍。

一个26岁的年轻女性，被一段她以为是正常恋爱的感情，推入了抑郁的深渊。她以为自己有一个“老公”，以为这个男人会和她一起规划未来。结果她只是一个被瞒在鼓里的“第三者”，而真正的合法妻子，对此也一无所知。

她把汪先生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人身损害赔偿金及营养费5000元；同时要求汪先生以视频录制和手写道歉信的形式，在短信、微信、QQ等各社交平台上公开道歉并保留18个月；若拒不道歉，则支付2万元“代道歉补偿金”并登报道歉。

汪先生承认，复婚后没有及时告知，确实存在过错。他愿意赔偿1万元。

法院：构成侵权，但8万太高

柳南区法院的认定是清晰的。法院认为，汪先生复婚后隐瞒婚姻状况，仍与刘女士保持恋爱关系及性关系，且未积极采取避孕措施，导致刘女士怀孕并流产，其做法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但法院同时认为，刘女士主张的8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酌定支持1.6万元，营养费酌定支持500元。对于公开道歉的请求，法院认为汪先生已当庭认错并鞠躬道歉，该方式与其过错行为及影响范围相符，刘女士要求在多平台公开道歉已超出合理必要范围。

最终判决：汪先生赔偿刘女士1.65万元。

法律上，隐瞒婚姻谈恋爱为什么构成侵权？

很多人不理解：谈恋爱是你情我愿的事，隐瞒婚姻状况怎么就成了侵权？

关键在于“知情同意”。刘女士自愿与汪先生发生性关系的前提，是她以为汪先生是单身。她愿意投入感情、愿意发生亲密关系，是基于对方所陈述的“已离婚三年”这一核心事实。当这个事实是假的，她的同意就失去了真实基础。

法院在多起类似判例中反复确认了同一逻辑：婚姻状况是婚恋择偶的核心信息，直接影响亲密关系的建立。隐瞒已婚事实、虚构单身身份，侵害的是对方的“情感知情选择权”，属于人格权侵权。

《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规定，自然人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侵害；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这个法律逻辑并不复杂。用一个真实但未被披露的婚姻状态，骗取另一个人的感情、身体和信任，这不是“感情纠纷”，这是欺诈。

1.65万，够吗？

这个问题，在多个类似判例的对比中显得格外尖锐。

2022年，江苏无锡滨湖区法院审理的一起类似案件中，李某隐瞒已婚事实与吴某恋爱并致其流产，法院判决李某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

2021年，北京三中院审理的一起隐瞒已婚事实恋爱致怀孕引产的案件中，法院判令男方赔偿精神抚慰金3万元。

2026年，江苏邳州法院审理的一起隐瞒婚史骗恋案，判赔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2026年，上海静安区法院审理的一起已婚男隐瞒婚史骗恋案，二审最终判赔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律师费共计4万元。

这些判决之间，从5000元到8万元，差距巨大。这说明“情感欺诈致人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在司法实践中远未形成统一尺度。

而回到本案，刘女士被确诊为中度焦虑、重度抑郁，诊断为心境障碍。一个26岁的女人，因为一段持续一年多的谎言，被推入精神疾病的泥潭。她要求8万，法院给了1.6万。

1.6万，在柳州，大概是三四个月的房租。它买不回刘女士被摧毁的信任，买不回她从此对亲密关系可能产生的恐惧，买不回她在得知真相后无数个失眠的夜晚。

一位网友在相关报道下的评论被反复点赞：“判赔1.65万，代价是否太低？”

更深的代价：那个被隐瞒的妻子

这起案件里，还有一个被忽略的人——汪先生的妻子。

汪先生2024年2月与妻子复婚。复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两个人决定重新开始，意味着重新签下一份共同生活的契约。而汪先生在签下这份契约的同时，在外面维持着另一段“婚姻式”的恋爱关系。

他的妻子对此一无所知。她以为丈夫回来了，以为生活重新开始了。她不知道，丈夫每天出门后，会用“老公”这个称呼叫另一个女人。

从这个角度看，汪先生侵害的不仅是刘女士的人格权，也践踏了妻子的婚姻忠诚和信任。而他的妻子，至今可能仍在不知情中生活。

这起案件真正的价值，不在于1.65万的赔偿金额是否合理，而在于它再次确认了一个法律原则：隐瞒婚姻状况与人恋爱，是侵权，不是“感情纠纷”。

法官在判决之外的提醒同样值得记住：婚恋交友应当以诚相待，切勿虚构身份、隐瞒重大信息欺骗他人情感。交往过程中要提高防范意识，主动核实对方婚姻、身份信息。

但“主动核实”这件事，本身就充满了荒诞。在一段恋爱关系中，一个人凭什么要像查户口一样去核实对方的婚姻状态？信任不该是恋爱的前提吗？

刘女士相信了。她相信了一个说“我离婚三年了”的男人。然后她怀孕了，流产了，抑郁了。最后她拿到了1.65万，和一句当庭的鞠躬道歉。

一段谎言的代价，是一个女人的身心健康。而法律给出的价码，是1.65万。这个数字，也许比案件本身更让人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