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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创作的“正”与“新”
(《人间行记》自序)
□ 李春雷
如今,“守正创新”是一个火辣辣的热词。
这个热词,用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为人处世等各方面,似乎都适用。不过在我看来,用于文化或文学领域,倒是更贴切。
诚然,无论何种事业发展,皆应遵循正道。这样,或许暂时进程较为缓慢,然则最为稳健,亦最为长远。此所谓“独行快,众行远”也。
这个正道,就是文明之道。
那么,具体到中国散文创作,应该如何“守正”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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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中国散文的“正”是什么?
让我们简单梳理一下中国散文史的大致脉络。
文学的最早样式,定然是口头文学。文字诞生之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长达数万年的“原生的口语文化”时代。“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刘师培语)。彼时,人类表达意愿情感,全部通过口耳相传的语言,并且相当成熟。就像一个封闭的小山村,即使全部是文盲,也丝毫不影响秩序运转和风俗赓续。
文字出现后,口头文学逐渐分化为两类:散体和韵体。
散体主要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以及应用类文字。韵体则为歌诗、民谣、谚语等抒情类文字。
殷商甲骨文时期,散体文字初步成熟,开始记事叙事。虽然内容大多是极简单的原始占卜和事实记录,但显然,这些内容都是对生活真实的记录,原始、朴拙且真切。比如,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10405号骨板上,完整地记录了商王武丁狩猎时遭遇的一起车祸。该文仅三十七个字,行文自然,不加雕琢,堪称中国散文的开山之作。
世所公认,中国现存最早的传世典籍为《尚书》,即散体。而与之并肩或稍晚出现的《诗经》,则为韵体。
这两者,便是中国文学的母本和父本。
散体文字,就是中国散文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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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行记》实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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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散体文字进一步成熟,诸子百家,自由争鸣。虽然文史不分,却叙事述思,自由欢快,风格质朴实用,文字生动活泼,出现了最早的散文奠基者或创作者: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左丘明等等。汉初,司马迁、贾谊、晁错等人继承创新,创作了《史记》《过秦论》《论贵粟疏》等经典名篇。
这一时期,形成了中国散文史上第一个高峰,初步奠定了中国散文的正统范式,也成为后世“文必秦汉”主张的渊源。
然而,在此之后,散文创作进入漫长的探索期和徘徊期。其标志,便是西汉初期汉赋的出现。
汉赋,介于散体与韵体之间,注重铺陈排比、骈偶句式,以词汇的大量堆砌和声韵的刻意叠加,形成烟花般绚烂的奇美效果,看起来富丽堂皇,听起来铿铿锵锵,似乎是散体的创新与提升。所以,在其后数百年内成为文学新宠,风行天下,文人争相制作,一时洛阳纸贵。
现在看来,这种过度追求对偶整齐、辞藻华丽、用典繁复的雕琢之作,内容空虚、阅读困难,忽视社会现实与个体情感,是一种严重的形式主义创作。但在当时,却是炙手可热,独领风骚。这期间,传统的秦汉散文被彻底边缘化,一度被推出“文”之外,归入“笔”(应用文)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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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行记》实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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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汉、魏晋南北朝、隋至唐初,赋体创作也在实践中反思和适应时代,虽然从大赋转向小赋,逐步回归抒情本质,也出现了陶渊明《桃花源记》、郦道元《水经注》等精品,但由于形式所限,难以自然表达真情真思,始终未能突破“铺采摛文”的框架,从而无奈地走向衰亡,被更具生命力的文本所取代。
综合而言,汉赋霸占文坛八百年,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只是一个漫长的探索之旅,弯路多于正途。当然,其中的韵体部分对于后世诗歌、戏剧等体裁的形成提供了营养。
唐代中期,韩愈与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这一运动,明确将曾经盛行于先秦汉初的散体称为“古文”,反对两汉以来浮华颓靡的文风,主张“唯陈言之务去”,追求语言的自由与真挚。同时,韩愈提出“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倡导文章应承载并阐明儒学之道,参与时代之变,领率风尚之先。
在创作实践上,韩愈散文雄健奔放、情感激越、逻辑严密,语言上极具创新,创造了大量新词新语。其代表作有《师说》《原道》《进学解》《祭十二郎文》《张中丞传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等。柳宗元则更重现实关怀、批判精神与艺术表达,在山水游记、政论、传记、寓言创作上都有开拓。其代表作有《永州八记》《三戒》《封建论》《捕蛇者说》《段太尉逸事状》等。
“文起八代之衰”,是苏轼对韩愈的极高赞誉,即指其通过古文运动重振散文活力,确立散文地位。其中“八代”之说,也堪确切。从汉至唐,历历可数。
宋代,欧苏等人继承韩柳,进一步拓展题材,杂文、游记、书信等体裁相继成熟,均形成了真实自然、真情自如的文风。
唐宋八大家,奠定了中国古典散文的正宗。
此时,散文创作虽然在文体上事实确定,但在理论上真正明确定义,却是在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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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行记》实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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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查证,“散文”一词作为文体名称,最早出现于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书中记载:“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
此后,虽然“散文”文体明确,但在创作上仍有诸多问题,时时偏离主体和根本。这些,主要表现在内容上。
明初,台阁体文学盛行。台阁体是永乐至成化年间由内阁与翰林院文臣主导的文学风格,其文章主题集中于颂扬太平盛世和帝王德政,艺术表现追求雅正典丽,内容狭窄贫乏,脱离现实社会。
台阁体的风行,理所当然地受到前后七子等流派的冲击。
前后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致力于回归经典传统。这一主张虽然方向正确,但也因为过分强调拟古而带来形式主义的流弊。
唐宋派作为散文改革的重要力量,对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强力反拨,强调散文创作应注重性灵与自然。归有光以其质朴流畅、情真意切的文风,成为典型代表。其代表作有《项脊轩志》《先妣事略》《思子亭记》《寒花葬志》等经典散文。
清代,桐城派成为中国古典散文理论和创作的集大成者。最初,方苞提出“义法”说,强调文章内容与形式。其后,刘大櫆进一步丰富审美与音节字句之讲究。最终,姚鼐明确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统一的创作理念,既注重思想正大、立论有据,也讲究章法结构与文辞雅洁,从而建立起了一套系统、完整且成熟的文论体系。桐城派代表作品有:《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游三游洞记》《登泰山记》等。
可以说,从秦汉散文到唐宋八大家的创作,再到唐宋派和桐城派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古典散文的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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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行记》实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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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白话文正式取代文言文成为文学书写的主流。周作人、鲁迅、朱自清等人把中国传统散文与英美文学的随笔等融合起来,推动“美文”与“闲话体”发展,进一步使散文艺术化、独立化,正式成为一种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文学体裁。
此时,“道”也开阔了,彻底摆脱了封建道统的桎梏,真正汇入人类文明的共同轨道。文章不再只是载圣贤之言的工具,而成为个体生命体验与精神自由的表达。艺术性也随之加强,因为白话文更加贴近生活语言,更能唤醒人类鲜活的感官世界。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性作家,具有显著的创新精神。他巧妙地将传统散文的优美抒情与杂文的犀利议论相结合,极大地提升了散文的内质。这就是知识分子写作—— 一种植根于理性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创作姿态,它既追求形式的精雅,更重视思想的深度。它不满足于浮泛的抒情或琐屑的叙事,而是以清醒的审视和独立的思考介入时代,以文字承担起文化启蒙与社会反思的使命。
所以,真正的散文,应在中国古代经典散文和五四经典散文基础上建构与提升,使作品既具有思想之力量,又拥有文学之韵致,从而真正进入现代文明的表达轨道,成为反映时代脉搏、记录民众心声的重要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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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散文创作最终是知识分子式的自然表达,我手写我心,我心是文明。当然,知识分子创作,并非创作者必须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可以是新大众文艺的任何写作者。因为任何写作者,都需怀有文明之心、忧患之心、知识分子之心。
这就是中国散文的“守正”与“创新”。
“守正”,即守住汉语的精神高度与文本典雅;“创新”,则是面对新世界、新问题,不断拓展散文的题材、形式与思想边界。我们不是在传统之外重起炉灶,而是在继承中寻求超越、在融通中实现新生。守正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二者是一体之两面。
的确,当代中国散文亟须在“守正”基础上实现进一步突破,即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两个维度上深化提升。
所谓思想性,即指作品应体现文明之思、智识之辨,在字里行间传递真理的回响,即真实、真情、真知、真思。而艺术性,则意味着需进一步激发与提升汉语的表现力,拓展其审美维度与表达深度,在文本上形成新时代的新经典。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个观点:发现与表现。即散文创作,首先是发现,最终是表现。发现,洞烛幽微,得思想之核;表现,运斤成风,赋神韵以形。
发现昭示作品的思想性,需要作家深入生活、观察世界并融通学养。而表现,则是文学的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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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行记》实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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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到文学表现的专业性,不外乎文字和结构,恰似体育中的进攻防守,书法中的提按使转,都需要长期、严格的科学训练。试看古往今来的文学大家,每一位,皆如此。
文字可以有各种风格,但最终是精准、典雅、纯正和灵妙。在这方面,是所有写作者永远的功课。结构上的讲究,更是当下散文写作者最大的问题。写作者大多随心所欲、天马行空,表面看来是自然写作、我手写我心,实则是一种浅写作,笔下的文字如满滩乱石,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鸡毛蒜皮满天飞,又像书法初学者缺乏基本功的龙飞凤舞。没有一个精致的、和谐的、浑圆的结构支撑,所有的文字都是凌乱和散碎,跑风漏气,让人不堪卒读。
所以说,真正的文学表现,外貌上是文字,根本上是结构。唯有在文字运用与结构营造两方面加强精确的系统性、专业性训练,才能实现真正的精彩表现。而这方面,正是新时代中国散文创作未能实现新突破、形成新经典的两个最重要掣肘。
因此,一位真正的散文作家,首先应全面融入社会生活,深入观察、深层体悟,以拓宽视野、激活思维,具有人类文明高度。与此同时,必须具备精深而专业的创作能力。
唯有如此,方能创作出真正优秀的散文精品,实现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守正”的良性循环,形成新时代的新经典,从而开创中国散文新的历史辉煌。
2026年6月7日于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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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行记》
李春雷 著
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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