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这辈子,嘴上不饶人是出了名的,但真正让他公开撕破脸、指名道姓去“为难”的人,掰着指头数得过来。冯至,就是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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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火索是一本杂志,和一个侦探小说。
一本杂志惹出来的“泼天大祸”
搁今天看,登个侦探小说算多大事?可在那会儿,这事捅了马蜂窝。
钱锺书杨绛为什么坐不住了?
钱锺书是《译林》的编委。当初杂志创办的时候,主编李景端请了一批江苏籍的名家来撑场面,钱锺书一开始还推辞了,说自己“才疏学浅,难当重任”,后来是杨绛和戈宝权做了工作才答应下来。
按理说,杂志被批评,编委顶多私下叹口气。可钱锺书夫妇的反应完全不是这样。
为了表明立场,《译林》在扬州开编委扩大会的时候,钱锺书和杨绛罕见地联名写了一封贺信。这对夫妇一辈子低调,极少公开站台,这次却破了大例。
冯至到底哪里得罪了钱锺书?
表面上是为了《译林》,但根子恐怕比这更深。
钱锺书是那种真正沉浸在学问里的人,不搞政治,不站队,一心读书写书。冯至不一样。他是鲁迅器重的弟子,左翼阵营出身,“被认为是可以信任的,是知识分子中的左派”,鼎革之后一度非常风光。
一个“纯儒”,一个“左派”。一个往后退,一个往前走。两人在新体制里的位置,有亲疏内外之别。
钱锺书对冯至的评价,后来留下过一句特别刻薄的话。有人提到冯至,他摇头说了两个字:“风派。”
“风派”是什么意思?就是看风向行事,哪边风大往哪边倒的人。在钱锺书眼里,冯至身上最让他看不上的,恰恰是那种“随时准备上纲上线”的做派。
这件事最后怎么收场的?
冯至大概也意识到,自己这封信告得有点小题大做了,给下面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会后,他把江苏出版局副局长陈立人和李景端请到家里,当面表示了歉意。
道歉了,但裂痕已经留下了。
有意思的是,钱锺书虽然在私信里把冯至讽刺得体无完肤,但他在公开场合对冯至的学术成就并不是全盘否定。有同事回忆,钱锺书对同辈学者最高的赞誉是“清通”二字,而当得起这两个字的,冯至就是其中一位。冯至写的《杜甫传》,钱锺书也“惊佩为奇作”。
这就很钱锺书了。他讨厌的是冯至那套“告状”的做法,讨厌的是那种借政治权力来压制不同声音的作风。至于学问本身,好就是好,他不会因为不喜欢一个人就否定人家的真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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