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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高岗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
作者:戴茂林 赵晓光
1954年8月17日,本书的传主在曾经车水马龙的东交民巷8号,服用大量的安眠药自杀身亡。
然而,高岗的生命虽然已经结束,围绕着“高饶事件”的风波却再三发生:
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定》;
1955年5月,搞出了一个“饶、潘、扬反革命集团”;
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在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又出了个“彭高联盟”;
1966年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叛徒、特务、内奸、工贼”刘少奇时,使用了当年高岗反对刘少奇的一些材料。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得“高饶事件”在高岗死后,给人们留下了更多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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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自杀之后
虽然高岗于1954年8月17日自杀身亡,但高岗的后事按照周恩来总理“善殓厚葬”的指示,由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用了很好的棺木,没有火化,于8月21日安葬在北京郊外的万安公墓。
高岗的灵柩是由一辆大卡车拉往墓地的,伴随的亲人只有从陕北赶来的胞兄高崇义和妻子李力群。车上没有花圈,人们也没戴黑纱,棺材上盖着几片麻袋。下葬时没有告别仪式,甚至也没有亲人的痛哭。
下葬当天没有来得及立碑,但后来立起的墓碑是一块没有任何字迹的无字碑。
高岗在昏睡中走了,人们在静默中将他葬了。
高岗生前并没有离开东交民巷8号。但他死后,妻子李力群和孩子搬出了这个住所,搬到了由周总理亲自指示有关人员帮助找的一处比较合适的院落,几个子女的生活费用也在周总理的安排下,由中央有关部门定期发放。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李力群及高岗的孩子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为了让无辜的孩子们免遭迫害,周总理又让李力群劝孩子们暂时改随妈妈的姓。当时李力群与高岗的大儿子高轩已经大学毕业,去了河南插队劳动;大女儿延延和二女儿安安已经高中毕业,改为“李延延”和“李安安”,不久分别到湖南和甘肃插队,当上了“赤脚医生”;小女儿滨滨1948年出生于哈尔滨,当时只有18岁,高中尚未毕业;小儿子燕生是在高岗去世后三个月出生的,当时只有12岁。周恩来建议说,让孩子做个纯洁的人吧。于是,滨滨改名为“李洁”,燕生改名为“李纯”。李力群本人则于1967年被下放到安徽干校。1970年,周恩来派人将其接回北京,安排了工作,补发了工资,并将她的孩子们也都调回了北京。李力群还于1974年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
“高饶事件”的定性
不过,虽然党中央对高岗的家属做了比较妥当的安排,但高岗的问题并没有完结。
高岗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出了这么大的事,自然会引起国内外的关注。1954年2月26日,合众社在发自东京的一篇电讯稿上,在推测毛泽东的继承人时就提到了高岗,说高岗“精明”,“曾由于治理满洲有成绩而得到当地领袖们的尊敬”。
看到合众社的这篇报道,毛泽东于1954年3月4日批示说:
“合众社传日本人论高岗,值得注意。”
“日本情报机关对高岗很熟悉,美日两情报机关是合作的。”
1954年9月1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向苏共中央通报了高岗自杀的情况。
通报中说:
苏共中央:
现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最近自杀身死的事,正式通知你们。关于高岗进行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事实,今年3月间我们曾经告诉过你们。
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央各个地方党的组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期间,却毫无悔悟表现,反于8月17日实行第二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的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
高岗死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以便确切查清他的死因。根据医生所作的临床诊断、尿便化验、病理剖检的各项结果和公安工作同志的调查、现场检查情形等,可以肯定高岗确是自杀,是服用多量安眠药致死的。同时,从其他各方面所作的进一步调查,亦证实了高岗在他的阴谋被揭穿后,早就有意识地积存安眠药和准备用这种办法实行自杀。
对于高岗的自杀事件,中共中央决定对外暂不公布。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高岗及另一中共中央委员饶漱石的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行为,向中共全体党员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体团员进行传达,对中国国内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党外干部,亦作适当通知。中共中央还决定将“高饶事件”通知各兄弟国家的党中央,并以书面向苏共中央作如上的通知。(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537页)
1955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正式使用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提法,并论述了粉碎“高饶反党联盟”的重大意义。他说: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的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地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这是我们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还总结了通过“高饶事件”应当吸取的教训,说: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引自《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91页)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出,要按照党章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过去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在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对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饶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
毛泽东致辞后,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邓小平的报告有两万多字,详细阐述了“高饶反党联盟”出现的背景、目的与特点、阴谋活动的基本事实以及产生的原因和应当吸取的教训。报告中建议:
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应当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改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应当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3月31日,也即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做了结论。他在结论中,专门用了较大的篇幅,分六个方面,讲了“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
毛泽东首先回答了一些同志关于高、饶是否有反党联盟的疑问,列举了五个方面的证据,证明“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国和单干户”。
毛泽东列举的这五个证据是:
第一,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共同活动。
第二,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某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
第三,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
第四,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三月名单”。
第五,高岗两次向毛泽东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给高岗申冤。
毛泽东还针对有的同志认为高岗、饶漱石并没有明文协定,很难说成是联盟的疑问,批评说:
这是把阴谋分子组成的反党联盟同一般公开的正式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等同起来了,看作一样的事情了。他们是搞阴谋嘛!搞阴谋,还要定个文字协定吗?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么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么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扬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引自《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98页)
如何对待受高、饶影响的同志,同志之间应当保持什么样的距离,怎样避免骄傲自满情绪,如何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毛泽东也在结论中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
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以及《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提出:
“高岗从1949年起,‘就以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在1953年被调到中央工作以后,他的反党活动更为猖獗’。‘饶漱石是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主要同盟者’。他们‘企图推翻以毛泽东为首的久经考验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以便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唯一的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认为党中央政治局对参加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活动的向明、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
至此,高岗问题在其本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八个月后,终于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决议的形式“盖棺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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