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以史证诗？

传统有以史证诗的方法，失误之处在所难免，或者说失误之处有很多，总是让人不敢苟同。

有人把《诗经》中的诗和当时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说有些诗讽刺国君乱伦，有些诗讽刺奴隶主贵族的荒淫生活，表达劳动人民的心愿，实际上只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说法。虽然说评价诗歌应该讲究一定的社会背景，也就是看到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根据时代背景的特色来评价，但并不能让时代背景约束诗歌。因为诗歌本身就是隐喻性的表达，无论写事件还是抒情，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朦胧性。高兴的人看到高兴，悲伤的人看到了悲伤，倘若非得和当时的朝政兴衰联系起来，就一定存在着巨大的错误。后代读书的人总是想以史证诗，要把诗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而且视野仅仅局限在政治一方面，就出现了错误的解读。解读诗歌应该注重诗歌内在的生命，应该重视诗人的情感生活，应该重视诗人文字表达的功力，重视诗歌的艺术特色。当然，诗歌产生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上，并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单独存在。可是诗歌具有横跨古今的魅力，具有一定的隐喻性，并不能和当时的时代完全画等号，或者说不能用诗歌来解释当时的历史事件，也不能用当时的历史事件来解释诗歌，二者不具有可比性。如果非得用诗歌解释历史，就相当于用《推背图》来解释历史，只是一种隐喻性的表达，也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表达。历史走向不是一个人能预测的，但偏偏很多人要预测，而且要用图画的方式来预测，具有一定的形象性，当然也是牵强附会的，根本没有那么准确。

用历史来解释诗歌，就会给诗歌赋予一定的历史意义，甚至赋予一定的政治色彩。诗歌并不是没有历史意义和政治色彩，而是强行附会历史意义和政治色彩之后，就会出现误解误读的现象。对《诗经》的解读是这样，对后代阮籍的诗歌解读以及陶渊明的诗歌解读等，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陈沆对阮籍所处的政治环境进行一番考察，认为阮籍诗的“遥深之旨”就是“悼宗国之将亡”、“刺权奸戒后世”、“述己志（忧时或自励）”，当然这是一种诗文内容的总结，只要读了他所有的诗作，这样概括是比较容易的。可是偏偏他的诗总是隐喻性地表达，并没有直来直去。如果完全说他在写政治，写当时的历史，就有些牵强附会，或者说把个人的牢骚写到诗中，就算是对时局的一种不满，对当朝统治的一种抨击，就有些过分了。如果说他只是描述自己的志向，还可以说得过去。对于陶渊明诗歌的评价也是如此，很多人总是认为陶渊明离开官场，躬耕田园，写的田园生活很美，其实只是注重田园生活的美，却往往忽略了田园生活的悲哀。因为现实中的田园生活是悲哀的，甚至是悲惨的。陶渊明经历了田园生活的悲惨，笔下写出了完全不同于现实生活的诗歌，怎么说都是心理上的一种变态。他写的诗歌越美好，现实生活就越悲惨。很多人读他的诗，很少讨论现实生活悲惨的场面。有人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联系历史发展的现实情况，用历史来解释诗歌，说当时必然会出现陶渊明这一类田园诗人，如果陶渊明不出现，也会有其他的田园诗人出现。实际上只是一种武断。

用图解式的政治语言来解释诗歌是最容易的，而诗歌偏偏是以言语的方式来表现。如果完全靠向某些历史事件，当然能够解释清楚，甚至把诗人解释成一种政治敏锐性比较高的政治家，已经偏离了读诗的正确轨道。有些诗当然可以解释历史，像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以弥补正史之不足。也就是说，正史并没有记载当时“安史之乱”的具体情况，而杜甫经历了安史之乱，有切身的感受，把当时的战乱情况写进了诗歌。正史不会写的出现在他的诗中，他写了很多真实的情况，他的诗就可以当成历史来读。当然诗歌有一定的隐喻意义，并不可能把杜甫的诗完全等同于历史。有些批评家认为，诗歌是一种保存了若干史籍的文献材料。批评的最高目标就在于把诗还原为历史史实。由此出发，对诗歌本事的钩沉就成了第一要义，背景足以涵盖一切，说明一切都是历史的反映，说诗者如果能字字句句牵合，以求义理之安，批评也就得到了圆满的完成。把诗降格为文献资料，把批评沦为繁琐的章句之学，就是读诗这种魔道的表现，其实是传统的以史证诗理论的错误。

虽然诗歌可以描写历史事件，但诗歌并不等同于历史史料。诗人在写诗的时候，有一定的联想和想象，甚至运用了夸张的手法。本身历史事件没有那么大，诗人因为亲身经历而感触颇深，就写得比较大。后代评论家认为，诗人写了真实的历史，正史记载的历史事件比较小，甚至只是三言两语就完事了，而诗歌写的比较详细。后人会以诗人写作的诗的内容为历史史料，实际是完全靠不住的。有的论诗者认为诗歌有着一定的意象，意象和典故并不是平白无故选用，而是有一种隐喻和象征的意义。《毛诗序》中把许多描写男女风情的民歌都说成带上峨峨高冠、褒褒朝袍的东西，沈德潜把汉乐府《有所思》中失恋女子的决绝之词说成是“人臣思君而托言者也”。难怪李商隐写诗道：“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有人怀疑杜甫《绝句漫兴九首》第七首有嘲讽杨贵妃和安禄山淫乱的诗句，其实只是牵强附会的解释，甚至剑走偏锋，教人学坏。虽然诗人写诗的时候，总是“缘事而发”，但诗歌不能等同于历史，不能用历史来佐证诗歌。倘若总是把诗歌中描写的事件或者隐喻性的典故和当时的历史事实联系，就真的产生了误解误读的现象。列宁曾经说过：“没有比胡乱抽取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以史证诗的方法就是如此，很容易出现观念上的错误。

以史证诗的方法靠不住，但很多评诗的人总是要把诗歌内容和历史联系起来，似乎诗人逃脱不了历史，诗歌的内容也逃脱不了历史。诗人写诗一定会写历史事件，即便隐喻性地写，或者八竿子打不着，也一定会和历史事实相关。实际已经进入了写诗和释诗的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