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声音】新民周刊 | 刘汶蓉等：当代年轻人的“奥德赛时期”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本文刊载于2026年9月14日《新民周刊》第14版

在中国，“奥德赛时期”经历了“进口转内销再出口”的复杂流转。年轻人用它来形容工作、住处和感情尚未定形的二十多岁，称自己是“成年人类的未成年”。它精准地击中了太多人难以言说的处境：已经告别了少年时代，却还没有获得稳定的职业、独立的生活和清晰的社会身份。不过，那些在迷茫中依然选择前行的日子，正在把一个人锻造成一个走得更远、更稳、更有方向感的大人。

2026年夏天，电影《奥德赛》在中国上映。“奥德赛时期”，这个沉寂多年的词，也随之在中文互联网上翻红。

2000年，美国心理学家杰弗里·阿内特提出“成年初显期”理论，将18至25岁界定为既不是青春期也不是完全成年的探索阶段。2007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借用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战后漂泊十年才返回故乡伊萨卡的隐喻，形容青春期结束与稳定成年生活开始之间那段被拉长的岁月。他观察到，新一代年轻人已经离开青春期，却还没有抵达稳定的成年状态，在上学与休学之间反复，在合租屋与父母家之间折返，在不同职业轨道上跌跌撞撞地试错。

如今，“奥德赛时期”早已脱离史诗本身的语境，尤其是在中国，它经历了一次“进口转内销再出口”的复杂流转。年轻人用它来形容工作、住处和感情尚未定形的二十多岁，称自己是“成年人类的未成年”。它精准地击中了太多人难以言说的处境：已经告别了少年时代，却还没有获得稳定的职业、独立的生活和清晰的社会身份——像奥德修斯一样，在到达故乡之前，不得不经历漫长的海上漂泊。

可问题是，在这片海上，如何辨认出通往真实自我的方向？如何面对那些同行的、靠岸的、走散的朋友？又如何获得最终抵达目的地的能力？

在人的一生中，可能会经历很多个“奥德赛时期”，不一定在年轻时，每个阶段都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挑战和课题。

寻找一个真实的自己

今年刚入职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特聘副教授张梦润，就是一个从“奥德赛时期”走出来的年轻人。

她来自新疆，是家里第一代大学生。从家乡到北京读书，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大学生活怎么过、职业规划是什么、实习保研留学这些路径意味着什么——对她来说都是全新的概念。

张梦润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本科她选了经管专业，是参考父母老师的建议，憧憬着“未来在大城市写字楼里做一名白领”。可真正开始学习了之后，虽然课程成绩不错，老师同学也都很好，她却渐渐意识到，这似乎不是她真正有热情的事。

大二大三期间，在接触到心理学课程和教育类实践项目后，张梦润发现更喜欢的是教育心理——关于儿童青少年如何成长，家庭和教育环境怎样影响人的发展。找到这个方向之后，她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漂泊”：本科、硕士、博士、海外博士后、回国任教，每隔两三年就要换一个城市。“租房子、搬家、装家具……这些事我现在做得很熟练了。”在旁人看来，她的同龄人很多已经有了稳定的生活轨迹，而她还在换城市。但张梦润自己身处其中时，对每一段旅程都满怀期待，“每段旅程都给我带来很多成长，不光是学术上，也有人生体验上的成长”。

记者问她，在漫长的迷茫中，一个人究竟如何辨认出“真实的自己”？那个所谓的“真实自我”，是一个需要被“发现”的既定存在，还是在一次次行动中被“建构”出来的？

张梦润的答案是：两者都有。

“从发现的角度来说，每个人内在确实有一些倾向性——某些事情会让你天然感到好奇、感兴趣，某些活动会让你进入一种心流状态，沉浸其中忘记时间。”张梦润表示，这种倾向性，可能在某个时刻，如上了一门课、参加了一个志愿活动、读了一本书，就突然意识到“原来我真正喜欢的是这个”——这个可以被理解为是发现的过程。

“但从建构的角度来说，每一次作出选择、采取行动，也都在塑造和改变着我们。”在张梦润看来，自我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像一条流动的河流，“每一次行动都可能改变河流的走向”。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汶蓉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从文化比较的视角提供了另一种观察。她指出，在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中，假定了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灵魂，所以西方的社会制度设计很鼓励“找到它”的这种探索。“比如，西方有Gap Year（间隔年）的传统，学生可以休学去尝试不同工作，而助学贷款和兼职文化让年轻人早早学会自己养活自己。”刘汶蓉在美国访学时接触过一个案例，一个男生大学读了20年——读一阵子就去干别的，干一阵子工作再回来继续读书，中间换过专业，还曾打工资助女朋友完成学业。

但在中国，情况完全不同。“我们没有这种探索的文化传统，年轻人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压缩进成年的状态。”刘汶蓉告诉《新民周刊》，但在近几年，一方面是青年自我意识的崛起，另一方面是经济的不确定性推迟了就业、结婚、生子这条标准化路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自我探索，但个体和社会对这种‘不上岸’的状态都还很不适应，感到焦虑。更重要的是，全世界的趋势都是探索期越来越长、压力越来越大，这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都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刘汶蓉认为，对于现代人来说，精神上的“漂泊”不可避免，但年轻人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有所积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如何度过这一生’的答案能越来越清晰，而你也努力过，在理想方向上有实实在在的积累，那这就是有价值的探索。”刘汶蓉说，辨认真实自我的过程，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和努力中，让那个“可能的自我”逐渐显形。

同行的、靠岸的、走散的

当然，漂泊的海上，不可能只有一个人。

在张梦润的身边，很多同龄朋友已经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道，而她选择自己热爱的学术之路。她指出，同龄人间“人生节奏不同步”带来的压力是可能存在的。

张梦润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种同龄人之间的比较叫作“社会比较”——分为上行比较和下行比较。而上行比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带来激励，但另一方面，如果频繁地进行比较，尤其是和与自己差异较大的对象比，就容易产生自卑、嫉妒、焦虑等情绪。

她的调节方式是“把目光收回到自己身上，向内求索”。“别人的生活或者别人的评价，其实就像一阵风——吹过来时你能感觉到，但风也会吹走。真正留下来的，是每个人对自己生活的独立判断和感受。”

对于那些在不同阶段同行、先一步靠岸或者渐行渐远的朋友，张梦润的态度很坦然：“我们因为能够相遇、能够同行一段，已经是非常幸运了。如果因为不同的原因少了一些联系，那就顺其自然，心里祝福每一位朋友。每一段友情都值得珍惜，但更重要的是，每个人才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刘汶蓉则发现了一种趋势：现在的年轻人对爱情的期待变低了，但对友情和亲情的期待却变高，甚至“变得苛刻了”。“年轻人对爱和亲密关系的需求转移到了别的对象上。”但刘汶蓉坦言，这种期待可能落空，“像婚姻这种法律明确规定了责任义务的关系都有走散的可能，没有义务捆绑的友情走散太正常不过了。同样地，断亲其实也是对父母无条件托举的期待特别高造成的”。

对此，她的建议是“随缘”。“就像握沙子，抓得越紧，漏得越快。给彼此更多空间去发展各自的生活，心理上不要太多苛责，这样的关系更容易维持。或许，某个朋友走过某个阶段又会回来找你，有时间就多聊，没时间就各自过自己——这就是正常的友谊关系。”

抵达，不是靠岸的那天

采访中，两位学者均表示，在人生“奥德赛时期”，迷茫焦虑是有缘由的，漂泊不定是被允许的，它是一段难能可贵的人生探索期、试错期。那么，一个人如何判断自己已经“走出了奥德赛时期”？

刘汶蓉说，社会世俗标准当然存在，比如稳定的工作、结婚生子、买房买车，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他安全感、价值感和人生意义的来源。但也有些人“什么都有了”，心却一直在漂泊。“那些真正走过了‘奥德赛时期’的人，必然能最后获得稳定的感受，找到了用自己的方式活下去且不后悔的道路；会有一种安身立命的感觉，不再是一只漂泊的无脚鸟。”

张梦润认为，“在人的一生中，可能会经历很多个‘奥德赛时期’，不一定在年轻时，每个阶段都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挑战和课题”。她说：“如果身处这个时期，更多的还是要接纳当下，珍惜每一天的经历。不需要急于求成。如果时机还没到，就去学着欣赏正在航行的这段旅程的风景，允许自己走得慢一点，累了就停下来喘息一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节奏。”

两位学者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抵达，不是外在坐标的达成，而是一种内在的确定感。

张梦润从心理学角度给出了具体的“航行技术”。首先是心理韧性——遇到挫折能够从中反思、学习、改进。其次是成长型思维——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通过努力不断发展，把困难和失败看作“我还没有掌握某个能力”，而不是“我不行”。还有自我觉察和反思——从日常生活中抽出来，去问自己：我现在感觉怎么样？我在这件事中学到了什么？

更朴素的方法还有：建立微小的日常秩序，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好好吃饭。“这些看似很小的事情，其实会在心理上给你一种掌控感。”张梦润进一步表示，读书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比如在书里读到别人也有类似的经历和成长，本身就会有很多安慰和激励。

电影中，奥德修斯最终回到了伊萨卡。但对于现实中每一个正在“海上漂泊”的年轻人来说，抵达或许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种状态——当你不再把漂泊视为失败，当你学会了在不确定中辨认方向，当你对“我想如何度过这一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答案——那一刻，其实你已经抵达了。

正如网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句子：“奥德赛的意义不在于抵达伊萨卡，真正改变我们的也不是最终靠岸的那一天，而是那些在海面上独自辨认星星的夜晚。”的确，漂泊不是目的，但漂泊本身也并非毫无意义——那些在迷茫中依然选择前行的日子，正在把一个人锻造成一个走得更远、更稳、更有方向感的大人。

新民周刊记者：应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