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建安二十四年秋，襄樊前线，关羽围困樊城，曹操派徐晃率军增援。此时的关羽并非全盛状态，右臂箭伤尚未痊愈，荆州后方又传来孙吴军队异动。徐晃却没有等待战局变化，迅速向关羽营垒发起猛攻。
《三国演义》把这一战写得颇有意味。徐晃先与关羽叙旧，称赞他“英风震于华夏”，转身却下令：“若取得云长首级者，重赏千金！”关羽听后大怒，问他为何如此。徐晃回答：“今日乃国家之事，某不敢以私废公。”
这句话听上去冠冕堂皇，却遮不住战场上的现实。关羽当时正被曹魏与孙吴两面牵制，徐晃选择在其受伤之际全力进攻，确实占了很大的便宜。演义中，关羽与徐晃交战八十余合，因右臂无力而落败，这一细节也强化了“趁人之危”的意味。
不过，若回到正史，徐晃并不能简单归为奸诈之将。襄樊危急，曹操的命令本就是解救曹仁、击退关羽。徐晃承担的是军事任务，不是私人决斗。问题在于，罗贯中把这场战争写成了一场故人反目，于是徐晃的形象便多了几分“不讲情面”。
真正让荆州局势骤然改变的人，是吕蒙。建安二十四年，关羽主力北上围攻襄樊，吕蒙称病退居后方，又让陆逊写信向关羽示弱，使关羽逐渐放松对荆州的戒备。随后，吕蒙率军换上白衣，伪装成商船人员，沿江而上，迅速夺取荆州据点。
这一行动后来被称为“白衣渡江”。它在军事上极其有效，却也被后世视作背盟。孙刘双方当时虽有矛盾，名义上的联盟并未公开撕破，吕蒙偏偏选择在关羽与曹魏苦战之际动手。关羽失去后方，只能退兵，最终走向败亡。
有意思的是，吕蒙的做法并非单纯出于个人狠辣。荆州是孙吴长期争夺的战略要地，赤壁之后，孙权始终没有放弃收回它的打算。吕蒙看准关羽兵力外调、荆州空虚，采取突然袭击，正是典型的军事奇谋。只是奇谋越成功，背信的争议也越难消除。
五虎大将之中，黄忠也很难完全摆脱这个评价，但必须分清史实与演义。定军山之战发生在建安二十四年，黄忠击败夏侯渊，确有其事；夏侯渊在战斗中阵亡，也见于正史。可演义里“换俘之后，黄忠一箭射中夏侯尚后心”的情节，并没有可靠史料支持。
换俘本是战场上少见的规则，一旦答应放人，再突然放箭，性质就变了。罗贯中安排这一幕，显然是为了突出黄忠老将出马、勇猛果断的一面，却也无意中让人物染上了背后袭击的色彩。若只依据史实，不能把这笔账完全算在黄忠头上。
马超则不同。他的问题不在于某一次战斗是否突然出手，而在于起兵之后的处置方式。建安十六年，马超与韩遂在关中反曹，战争失败后，马腾及其家属被曹操诛杀。马超起兵有现实原因，但他的行动最终使父亲和族人陷入险境，这一点在当时就受到批评。
《三国志》记载，马超后来进入蜀地，刘备对他颇为重用，但陈寿对其评价并不高，认为他“背父叛君”。《三国演义》又写他攻打历城，杀害姜叙母亲以及赵昂家属，把人物的残酷进一步放大。小说中的屠城细节未必尽可信，可马超与家族决裂、反复转战的事实，足以说明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仁厚名将。
至于关羽为何没有被列入其中，关键要看“不讲武德”究竟指什么。虎牢关三英战吕布，是刘备、关羽、张飞共同迎敌；濮阳交锋时，曹操一方同样是多人围攻吕布。那是乱军混战，不是双方约定的一对一比武。
关羽斩颜良也常被说成偷袭。可《三国志》记载，他在万军之中直冲颜良所在，刺杀颜良后割下首级而还。颜良并非毫无防备，只是没有挡住关羽的突击。战场上的奔袭、斩将，与背盟、诈降、毁约不是同一回事。
所以，徐晃代表的是趁敌受伤时迅猛出击，吕蒙代表的是借盟友松懈突然夺城，黄忠的争议主要来自演义中的背射情节，马超则因家国与亲情之间的选择饱受非议。关羽当然也有刚愎自用、轻视东吴的一面，但那属于战略判断和性格问题，不能直接等同于“不讲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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