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9年，成都街巷，30岁的董竹君赤脚逃离夏宅。身后，是盛怒中的丈夫夏之时；面前，是带着四个女儿独自谋生的艰难道路。那场变故并非普通夫妻争吵，而是一个女人对长期压抑生活的彻底决裂。
十五年前，15岁的董竹君还在上海。她出身贫寒，因生活所迫进入青楼卖唱，后来结识了时年27岁的夏之时。那时的夏之时正参与革命活动，年轻、有理想，也有军政方面的抱负。董竹君并不是被动接受婚姻，她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不做妾，要接受新式教育，还要在丈夫从事报国事业时给予协助。
这段婚姻最初带有强烈的共同理想色彩。董竹君随夏之时赴日本求学，接触到新的教育观念，也逐渐形成了独立意识。她希望女儿能够读书，掌握谋生本领，不因性别被安排一生。
问题恰恰从这里开始。
夏之时早年身处军政环境，少年得志，后来又长期在复杂局势中周旋，性情逐渐变得强硬。董竹君接受了新式教育，却仍要面对丈夫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两人在子女教育、夫妻地位以及家庭权力上的分歧，慢慢积累成无法调和的矛盾。
有一次，女儿病重，董竹君忙于照料，夏之时却认为女孩子不值得如此费心。类似的冲突反复出现。按照旧式家庭的规则，女儿应当服从父亲，妻子也应当服从丈夫；但董竹君不愿把这种规则继续传给下一代。
矛盾激化时，夏之时甚至因女儿与男同学来往，斥责她败坏家风，并作出极端举动。董竹君拼命阻拦，才保住女儿。对她而言，这已经不是夫妻之间的口角，而是关系到孩子生死和人格尊严的大事。
1929年的那次冲突，夏之时持刀追赶董竹君。相关记述中，董竹君逃出家门时衣发凌乱，在成都街巷中呼救。旁人出面阻止，才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她随后带着四个女儿离开四川，前往上海。
亲友都认为她迟早会回头。毕竟，夏之时有地位、有家产，董竹君若留在夏家，至少不必为衣食发愁。可她心里清楚，物质上的安稳无法抵消长期的侮辱和恐惧。
父母曾劝她：“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往后怎么过？”董竹君没有争辩，只说：“仰面求人，不如低头求土。”这句话并非一时赌气，而是她对生活道路的选择。
到了上海，母女几人的日子十分窘迫。皮衣、首饰、高跟鞋，只要能够换钱，董竹君便拿去典当。女儿的乐器也曾被拿来换取学费。她摆摊、筹款、经营小生意，后来又创办餐馆，在战乱和债务压力下数次跌倒。
夏之时的朋友戴季陶、范少杰曾出面劝和。劝说的理由很现实：夫妻多年，孩子年幼，女人独自生活太苦。董竹君却没有接受，她认为夫妻之间若始终没有平等，所谓团圆不过是回到原来的困境。
两人后来达成分居五年的约定。夏之时曾讥讽她，认为她离开自己不可能在上海养活孩子。董竹君没有用激烈言语回应，而是把精力放在谋生和教育子女上。她办过工厂，也遭遇过经营失败，甚至因牵连被捕入狱，但始终没有返回夏家。
有意思的是，董竹君的人生转折，并没有随着婚姻结束立即到来。她是在一次次典当、借贷和创业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事业。三十年代，她在上海经营川菜馆和餐饮业，后来形成锦江饭店的基础；她还参与妇女刊物工作，接触进步文化与社会活动。
夏之时的后半生，则走向另一条道路。1939年，他与唐则吾结婚，时年52岁，婚后生有一女夏国琪。此时的董竹君已经带着女儿们在上海站稳脚跟，两个家庭的人生轨迹由此分开。
1949年后，四川局势剧烈变化。1950年，63岁的夏之时在合江县被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等罪名处决。后来有关材料和研究认为，这起案件存在严重错误，夏之时并非应被如此处理，因而留下了“错误枪决”的历史结论。
同一时期，董竹君把自己经营的两家餐馆合并，并将其交给国家，成为后来锦江饭店的重要基础。她曾经是督军夫人，也曾是带着孩子典当家当的母亲，最终却靠经营和社会活动重新建立了自己的生活秩序。夏之时的结局定格在1950年，而董竹君的道路，仍在上海继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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