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10月，江苏阳澄湖一带，刘清带着40多名伤员留了下来。部队主力奉命转移，枪声还在远处响，伤员们却无法随队行动。谁也没有想到，这支被迫留下的小队，后来竟成为江南抗日武装重新发展的火种。
刘清原名刘松清，早年参加革命，经过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进入新四军工作。1938年，他随部队南下江南，担任政治工作干部。那时的江南水网密布，村镇相连，日伪军据点林立，部队既要打击日军，又要防备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
叶飞率部进入苏南后，与当地抗日武装会合，陈毅将这支力量整合为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刘松清为避免身份暴露，改名刘清，担任政治部主任。到1939年夏天，队伍已在车站、机场和交通线上连续出击，规模扩展到数千人。
有意思的是，这支部队壮大得越快，面临的压力也越大。国民党顽固派以“越界”为由，要求新四军撤离原有区域。双方摩擦不断，到了1939年秋，冲突终于演变成武装交火。刘清在战斗中负伤，被送往后方救治。
伤口尚未痊愈，局势又发生变化。10月初，抗日义勇军主力向外转移，刘清和其他重伤员只能留在阳澄湖附近。留下来的不是一支完整部队，而是一群行动困难、药品不足、随时可能遭到搜捕的伤兵。
刘清没有把伤员集中在一个地方。他将伤势严重的同志分散到群众家中，自己带着能够行动的人在芦苇荡和村庄之间转移。敌人搜村时，他们藏进水网；敌人封锁渡口时，他们改走小路。缺医少药，饥饿和感染比子弹更难对付。
40多名伤员中，有人因伤势恶化牺牲，也有人被敌人抓走。经过一段时间的躲藏和坚持，活下来的只剩36人。后来文艺作品中的“伤员队伍”，正是以这段经历为重要素材，但真实处境远比舞台上的叙述更加严酷。
一个月后，多数伤员逐渐恢复。刘清仍未完全康复，却坚持留下来重建队伍。他对战士们说：“人可以少，旗子不能倒。群众还在看着我们。”在陈毅批准后，这36名幸存者成为重新组织抗日武装的基础。
这一步十分关键。若只是等待主力返回，江南东路的抗日力量很可能中断；而以伤员为骨干重新发动群众，既保存了干部和战士，也保住了地方抗战的组织关系。刘清后来担任组织工作，正是从这些细碎而艰难的重建工作做起。
1941年1月，新四军重新整编，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随后转入新的作战区域。同年年底，部队又编入新四军第一师。为便于工作和隐蔽身份，刘清在陈毅建议下改名刘飞。
从36名伤员起步的队伍，经过整编、扩充和连续作战，逐渐成长为能够独立承担战役任务的部队。刘飞也从一名负伤干部，成长为苏中军区副司令员。所谓“后来发展成1个军”，并不是一夜之间扩编出来，而是靠地方武装、群众基础和战场锻炼一步步形成的。
解放战争中，刘飞指挥部队参加宿北战役。1946年12月，部队进入敌军的“口袋”阵地，承担牵制和阻击任务。敌人误以为解放军已经陷入重围，接连发动多次进攻，试图撕开缺口。
刘飞没有急于突围，而是稳住阵地，顶住压力，为外围部队争取时间。叶飞后来评价说，这一仗刘飞功劳很大。到了1947年孟良崮战役，刘飞又负责阻击增援部队。两处阵地失守后，他带领警卫力量连夜反击，重新夺回高地，切断了敌军之间的联系。
这些战斗说明，刘飞的指挥特点并不在于冒险求胜，而在于关键时刻敢于承担最危险的任务。宿北是如此，孟良崮也是如此。早年在芦荡中保存下来的那股韧劲，后来转化为战场上稳住局面的能力。
新中国成立前后，刘飞先后担任皖南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中将军衔。调任公安部队后，他曾对辖区执勤点进行细致摸底，了解边防线、驻地和警戒任务，并亲自走访多个执勤地点，推动部队保障和执勤制度逐步完善。
1964年前后，刘飞因身体状况恶化，工作中多次晕厥，随后病休。他开始整理阳澄湖突围和重建队伍的经历，写下《血染着姓名》等回忆文字。上海沪剧团据此创作《芦荡火种》，作品公演后引起较大反响，后来又被改编为京剧《沙家浜》。
舞台上的郭建光，是艺术塑造的人物；现实中的刘飞，却对突出个人功劳十分谨慎。有人希望他继续补充回忆，他担心文字被误解为个人争功，因而没有把全部经历完整写下。那36名伤员的姓名和命运，也因此留下了不少无法弥补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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