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2年，山东一所医院里，病床上的江祥康已经说不出太多话。谭启龙赶到后，俯身守在老战友身旁。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江祥康用尽力气说：“首长，我够本了。”
这句话听起来突然，谭启龙却明白其中的分量。47年的相伴，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到地方工作的艰难岁月，他们既是上下级，也是生死相托的兄弟。
江祥康记住的，其实是谭启龙几十年前说过的一句话。
1933年6月25日，江西瑞金，贫农团代表大会召开。年仅20岁的谭启龙坐在人群中，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毛泽东。那时的他出身极苦，3岁丧父，10岁时母亲又被国民党地方武装逼死，只能被送到亲属家放牛。
14岁那年，他参加红军。一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放牛娃，就这样走进了革命队伍。毛泽东询问他的身世后，对他说：“放牛娃是雇农，雇农是农村的无产阶级。”
这句话并非空泛安慰。对当时的谭启龙来说，它让自己的苦难有了清晰的解释，也让他第一次意识到，出身卑微并不等于没有力量。此后，他在战斗和工作中不断成长，逐渐成为部队中的骨干。
战争年代，干部和战士随时可能牺牲。1945年，江祥康成为谭启龙的警卫员，两人从此长期并肩。江祥康没有显赫经历，却沉稳可靠，既负责首长安全，也承担传递文件、照料生活等事务。
1946年12月，宿北战役打响。战事紧张，部队连续行动，谭启龙因过度劳累吐血。战役结束后，部队没有得到充分休整，很快又投入1947年1月的鲁南战役。两场战役接连展开，工作强度可想而知。
一次，江祥康在战场附近找到谭启龙，只见他靠在树下闭目休息，身旁还有一滩血。江祥康急得落泪，谭启龙醒来后却只是摆摆手，说：“没有关系。”
随后，他指向远处的战场，平静地说：“多少同志牺牲了，能活到今天，已经够本了。”
这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谭启龙早年参加革命时，身边许多同志倒在战斗中；红军时期，中央曾抽调一批干部前往湘鄂赣苏区，后来能够留下来的已经不多。他说“够本”，并不是看轻生命，而是把个人安危放在了革命队伍的共同命运之中。
有意思的是，这句话没有停留在战场上。新中国成立后，谭启龙转到地方工作，先后在浙江、山东、福建、青海、四川等地任职。江祥康也由警卫员逐渐成为警卫秘书，始终跟在他身边。
地方工作并不比战场轻松。1960年前后，山东遭遇严重困难，谭启龙作为省里主要负责人，频繁下乡了解情况，身体也因劳累垮了下来。他希望江祥康到山东协助工作，江祥康接到消息后，很快赶去。
那段时间，两人经常深入农村。谭启龙每年有相当多时间在基层，有时一半时间都在县乡之间奔波。江祥康跟着他，家中事务只能放在一边。条件最困难时，他住的房间除了一张床，几乎没有像样家具，油盐、炊具和行李都堆在床板上，屋中只有一只煤球炉。
谭启龙的儿子谭大新曾到江祥康家里做客，看到这样的居住条件，忍不住问：“杭州的家，是不是比山东好很多？”
江祥康没有解释，只回答：“你爸爸打仗，从来在前边。”
一句话，说出了他的态度。首长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首长面对什么困难，他也不觉得自己应该例外。更难得的是，江祥康从未因私事向谭启龙开口，谭启龙也没有利用职务为他谋取特殊照顾。
谭启龙晚年回忆两人的关系，称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江祥康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战功，却把几十年时间交给了同一个岗位。临终时，他把当年首长说过的话还给了谭启龙。
江祥康去世后，谭启龙每逢春节，都会请他的家人到家中吃饭。谭启龙一生不饮酒，90岁寿辰那次，却端起酒杯说：“来，敬江祥康同志。”
后来，谭启龙按照自己的意愿，将骨灰安放在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革命烈士墓园。江祥康的骨灰，也安葬在那里。两位并肩走过战争与建设岁月的人，最终又回到了共同战斗过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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