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生：日本“情报躁动”与二战前何其相似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近日在一场公开演讲中宣称，为加强海外情报活动，日本有必要设立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又被称为MI6，即“军情六处”）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对外情报机构。日本政府准备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该创设对外情报机构，以及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的应有方式”等推进探讨。木原稔毫不讳言地表示，日本“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已于今年7月31日成立“国家情报局”。作为日本政府情报搜集和分析的指挥中枢，该机构不仅掌握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可以强制要求各省厅提供情报，而且直接听命于日本首相，由以高市早苗为首的“国家情报会议”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目的在于实现政府内部情报权力的高度集中。就目前人员配置来看，日本“国家情报局”并未将对外刺探情报作为主要的任务和目标，主要是发挥所谓“情报活动指挥塔”的作用。该机构初期编制只有700人左右，且成员主要来自日本各个政府部门情报机构的抽调和指派，本身并无独立培养情报人员的职能，这些都导致日本“国家情报局”独立的情报搜集和判断能力相对薄弱。

也正因此，作为所谓“情报改革”的核心议程之一，高市政府开始加紧推动“探讨”成立专门的对外情报机构。按照木原稔及日本政府其他高官之前透露出来的信息，高市内阁谋划中的“对外情报厅”，就是专门负责海外情报搜集工作，并且就是参考英国MI6或美国CIA等的情报机制。这也说明，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意图在国内监控日本舆论、伺机散播和灌输右翼思想，还试图将情报触角更大程度延伸到海外，重点对准周边邻国，为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实施军事冒险进行情报准备。

为推行这些所谓的“情报改革”议程，高市政府编造和罗列了一系列借口：比如，声称日本对外情报能力远远比不上美、英等老牌发达国家，缺乏专业的对外情报机构，说“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因此鼓噪必须进行相应“改革”；再如，大肆炒作“周边安全威胁”和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活动，声称日本处于军事和情报的“弱势状态”，所以成立“国家情报局”“对外情报厅”等情报机构就成了“必要之举”，如此等等。

由此可见，日本右翼推动“情报改革”时所打的旗号和幌子，与其在国内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在国际上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过程中的舆论操作如出一辙。背后一个主要逻辑，就是试图编造所谓的“受害者”或“弱势者”叙事，以此博取内外同情，为自身进行“再军事化”和对外情报扩张等寻找借口。这和日本战前逐步走上军事扩张道路的情节何其相似。

回顾二战前时代，当时日本右翼势力也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害者”，不仅宣扬自身利益遭到中国“损害”，还受到了“ABCD包围圈”（即二战前，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四国对日本进行经济封锁）的严厉制裁，日本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正是在制造这些所谓“威胁”“受害”叙事的过程中，战前日本加速走向军国主义体制和对外扩张道路。

如今，高市政府正在加紧鼓噪与日本战前军国主义类似的叙事和逻辑，来为自身包括军事和情报扩张在内的一系列右翼政治议程“打掩护”：

先是渲染自身“遭到威胁”“处于弱势”的舆论氛围和叙事，为自身政策改变包括军事和情报扩张进行铺垫；在进行“饱和式”的舆论轰炸之后，顺理成章地建立新的军事情报机构与相关情报体系；与此同时，通过公开讨论“相关法律制度的应有方式”，假装设立这些情报机构实属“迫不得已”，在建立过程中还给了日本社会充分的“知情权”，表现得好像是在为维护日本国民和国家安全“煞费苦心”。通过这一整套表演，日本右翼试图获得某种自我营造出来的“民众授权”。

但从历史维度看，情报集权长期以来都是日本军事扩张的先导性步骤。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几乎都是以大规模、成体系的情报活动为前奏。从甲午战争到侵华战争，日本在中国、朝鲜半岛及东南亚各地密布特务机关，大批受过严格训练的间谍参与其中。当时日本那些军事和情报机构，在这些行动中逐步获得特权，最终导致日本军国主义失控，促动整个国家走上法西斯体制和对外侵略道路，战前日本由此堕入深渊。

在日本右翼活动频频的现实背景下，日本“国家情报局”以及计划中的“对外情报厅”不仅严重破坏地区国家间本就脆弱的安全互信，更成为日本右翼谋求和试探“再军事化”的一个新触须。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从中跳出的妖孽会把世界祸害到什么程度？日本军国主义已经有过“展示”。这也是为何当前日本右翼冲动引发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作者是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组织研究院教授、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