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战玉冰：血腥童话：当“爱丽丝”遇上“福尔摩斯”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文/战玉冰

原刊于《书城》2026年9月号

一八六五年，英国数学家兼作家查尔斯·路特维奇·道奇森（Charles Lutwidge Dodgson，1832—1898）以“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为笔名出版了《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ʼ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并于一八七一年推出续作《爱丽丝镜中奇遇记》（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书中女主角爱丽丝的原型，正是作者友人、牛津大学神学院院长之女——爱丽丝·利德尔（Alice Liddell）。

《爱丽丝梦游奇境记·爱丽丝镜中奇遇记》

[英] 刘易斯·卡罗尔 著

[荷] 弗洛尔·李德 绘

杜可名 丁晨曦 张轶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一八八七年冬，英国医生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在《比顿圣诞年刊》（Beeton's Christmas Annual）上发表侦探小说《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塑造出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这一经典形象。关于福尔摩斯的原型，学界普遍认为其灵感来源于道尔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求学时的老师约瑟夫·贝尔（Joseph Bell）。

尽管目前未有资料明确记载查尔斯·道奇森与柯南·道尔曾有过实际交往，但两人身处同一时代与国度，在时空上确有彼此结识的可能。或许正因如此，作家罗伯塔·罗戈（Roberta Rogow）在小说《恶灵媒之谜》（The Problem of the Spiteful Spiritualist，1999）中就虚构了二人联手破解谜案的精彩故事。

进一步而言，若将道奇森与柯南·道尔、爱丽丝与福尔摩斯之间的这种“相遇”视为一种文学隐喻，则不难发现《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长期以来深受侦探小说作家们的青睐。不仅有多部知名侦探作品直接以其作为故事背景或主要题材，更常见的情况则是借用其中的经典意象——比如兔子洞、红皇后、柴郡猫、疯帽匠等——来营造氛围或暗示情节。关于这一文学传统，豆瓣网友弘舟在《误入谋杀奇境：“爱丽丝”推理文本历史考》一文中作了系统而详尽的梳理，颇值得参考。

从“童话”到“罪案”

在“黄金时代”（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欧美侦探小说中，作家们喜欢借《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风格与人物，在故事中营造出荒诞诡异的氛围，再经由侦探缜密的逻辑推理，为那些看似疯狂无解的行为赋予理性的解释。比如约翰·狄克森·卡尔（John Dickson Carr）的小说《疯狂帽商之谜》（The Mad Hatter Mystery，1933）开篇，伦敦出现一名连续盗窃帽子的窃贼，其行径诡异——竟将赃物戴在雕像或马匹头上，因此被市民称为“疯狂帽商”。在此案中，窃贼“为何如此行事”比“如何偷窃成功”更能激发读者的探究欲。卡尔塑造此一怪诞形象，显然受到“爱丽丝”小说原著中“疯帽匠”角色的启发。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爱丽丝”故事的广泛流传，“像帽匠一样疯狂”（as mad as a hatter）早已成为英语世界的一句流行谚语。而如何解释“疯狂帽商”/“疯帽匠”看似全然不可理喻的疯狂行径，恰恰为书中主角——基甸·菲尔博士（Dr. Gideon Fell）提供了一个展现其卓越推理才能的绝佳舞台。在这里，“疯帽匠”行为的疯癫与荒诞，和卡尔另外几部代表作中的经典设计，比如《女巫角》（1933）中的鬼魅传说、《瘟疫庄谋杀案》（1934）中的降灵会等起到了相类似的情节功能——它们都构成了某种看似不可解的叙事迷障，侦探在为这些非理性谜团“祛魅”的同时，也是理性自身被不断“赋魅”的过程。

《疯狂帽商之谜》

［美］约翰·狄克森·卡尔 著

田琳 译

吉林出版集团2019年版

类似地，在埃勒里·奎因（Ellery Queen）一九三四年的短篇侦探小说《疯狂的下午茶》（The Adventure of the Mad Tea Party）中，被害人理查·欧文在儿子生日派对的戏剧表演中所扮演的正是“疯帽匠”一角。故事伊始，侦探奎因深夜冒雨抵达欧文宅邸，推门所见，便是一场诡异离奇的“疯狂茶会”——一家人分别扮成爱丽丝、疯帽匠、三月兔和睡鼠，沉浸于这场虚实交织的角色演绎之中。然而，真正令所有人（甚至包括凶手在内）都感到困惑与不安的，还并非谋杀案本身，而是命案发生后接连寄到家门口的匿名包裹。这些包裹中的物品拼凑在一起，则形成一道隐秘的暗语，最终指向了那部贯穿故事始终的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与“黄金时代”作家多将“爱丽丝”故事中的荒诞行为、诡异气氛与戏剧化情节等用作侦探小说的背景不同，阿根廷作家吉列尔莫·马丁内斯在小说《爱丽丝迷案》（Los Crímenes de Alicia，2019）中，则将叙事焦点转向了文学创作背后的历史真相本身。小说通过虚构“刘易斯·卡罗尔兄弟会”这一组织，让主人公——数学教授阿瑟·塞尔登（Arthur Seldom）——在侦破连环命案的过程中，逐步触及文学史上的一桩著名悬案：卡罗尔是否为恋童癖？这也关系到他后来与利德尔一家关系破裂的真正原因。

《爱丽丝迷案》

［阿根廷］ 吉列尔莫·马丁内斯 著

施杰 李雪菲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作者来自阿根廷，但这部小说却并非典型的“拉美文学”，而更应被纳入“牛津谋杀案”的文学谱系中加以理解。一方面，英国侦探小说传统中原本就存在着一个源远流长的“牛津系”分支，诸如多萝西·L. 塞耶斯的《俗丽之夜》、罗纳德·诺克斯的《斯芬克斯之谜》、埃德蒙·克里斯平的《玩具店不见了》，以及马丁内斯本人的《牛津迷案》等皆属此列，它们共同构成了英国侦探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以牛津大学城为舞台，将谋杀谜案、逻辑推演与人文底蕴巧妙结合，而《爱丽丝迷案》正是《牛津迷案》的续作。另一方面，小说在人物设定与氛围营造上也极具“英伦风范”与精英色彩，其中主人公及其“朋友圈”的日常生活、工作内容与对话常围绕数学、逻辑学等议题展开。而除了“刘易斯·卡罗尔兄弟会”这一核心设定之外，小说中的连环谋杀案本身也紧密呼应着“爱丽丝”小说文本中的相关细节——凶手的杀人手法严格遵循童话故事，展开了一场高度结构化的“比拟杀人”：

可能还应该让大家知道一个很恐怖的巧合，这最早是阿瑟指出的：撞到克莉丝汀的那辆车是凭空冒出来的，把她撞得飞了起来，就跟《爱丽丝》书里可怜的小蜥蜴比尔一样：“一个玩具跳偶似的东西朝我弹过来，我就像火箭一样蹿上了天。”在第二起袭击中，下在欣奇糖果里的毒是一种叫作乌头碱的物质，它毒性很强，但很奇怪，造成的症状与爱丽丝吃下的饼干相似：中毒的人会感觉自己的头部和四肢不断膨胀，就像要爆炸一样。而最后，在安德森的案子中，不用说，使用的是最残酷也最一目了然的谋杀：他的头被砍掉了。“砍掉他的头！”正如红桃王后所要求的。（吉列尔莫·马丁内斯《爱丽丝迷案》，施杰、李雪菲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

随着“爱丽丝”故事中的童话情节、牛津城内的连环命案与历史上的“卡罗尔之谜”彼此交织，侦探、童话读者与历史学者等多重身份在小说中的阿瑟·塞尔登教授身上实现了巧妙的融合。若将这一逻辑进一步延伸来看，每一位《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读者，在试图解读那些荒诞叙事与怪异角色的同时，又何尝不是把自己化身为侦探，于字里行间寻觅被深深隐藏起来的线索与密码？就像早坂吝在小说《爱丽丝罪恶奇境》（2016）中借主角爱丽丝之口所言：“这本书（按，指《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作者刘易斯·卡罗尔是一位数学家，所以书中的谜团看似荒诞，其实都包含着严谨的逻辑，对于喜欢解谜的我来说，这一点简直正中下怀。而且很多推理作家似乎都与我有相同的感触，所以很早以前就出现了许多以《爱丽丝》作为蓝本的小说。”（早坂吝《爱丽丝罪恶奇境》，潘郁灵译，文汇出版社2022年）这段话不仅道出了推理小说家们普遍偏爱“爱丽丝”故事的原因之一，更将“爱丽丝”所构筑的“童话推理宇宙”与日本“新本格”推理小说既追求谜题要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又崇尚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这一本格精神的核心特质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剧照

从“奇境”到“洋馆”

与身处同一文化历史谱系的欧美作者不同，日本推理作家对“爱丽丝”的接受，本质上是一种对外来文化的挪用。这一点在小说文本内部尤为显著地表现为：他们往往将爱丽丝误入的“奇境”，转化为日式推理中富有装饰美学的“洋馆”，从而构建出一种异托邦式的叙事空间。一方面，借鉴阿加莎·克里斯蒂《无人生还》所开创的“暴风雪山庄”模式，再将连环命案置于造型奇诡的建筑空间之中，构成了日本“新本格”推理小说的重要类型，例如岛田庄司的《斜屋犯罪》与绫辻行人的“馆系列”等，皆将建筑空间本身塑造为罪案故事的“主角”；另一方面，“爱丽丝”小说中的兔子洞、镜中屋、可让爱丽丝伸缩身体的“白兔先生的家”等空间形式，又无不充满想象力与隐喻色彩。正因如此，“爱丽丝奇境”中的奇幻空间，便与“新本格洋馆”的建筑风格有了进一步融合的可能性。

日本推理评论家千街晶之在《哥特推理的谱系：永不终结的传话游戏》（1995）一文中，曾对“新本格”推理小说中的“馆”现象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为何偏偏是‘洋馆’呢？而且是配有塔楼、密道、机关装置的‘异形之馆’呢？”为回答这一问题，他梳理出一条跨越东西方的文学谱系——这条脉络从英国哥特浪漫小说出发，经由范·达因、埃勒里·奎因、约翰·狄克森·卡尔等美国“黄金时代”侦探小说作家的传承，再被江户川乱步、小栗虫太郎等战前日本侦探小说家所吸收，最终延伸至“新本格”推理小说。千街晶之将这一在流传中不断变形的影响过程，比喻为一场“传话游戏”。他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异文化的吸收常常伴随着过度化与畸形化”，再与日本本土语境融合，“结果就催生出如同‘鵺’一般的怪物”，那正是“新本格”推理中形形色色的怪异“洋馆”想象。而“爱丽丝”作为极具标识性的西方文化符号，也被卷入这场“传话游戏”的洪流之中，并由此滋长出新的怪奇形态。

其中，岛田庄司的《黑暗坡食人树》（1990）堪称这一谱系中的典范之作。小说中，对少女怀有变态欲望的詹姆斯·培恩从苏格兰来到日本，不仅延续了他的杀戮行径，更与日本女性藤并八千代结婚并育有两子一女，为后续的连环命案埋下伏笔。这一情节正是千街晶之所指出的，从英伦哥特到日本“新本格”的“传话”谱系在小说情节与人物身上的具体映射。而位于横滨附近黑暗坡上的“洋馆”，其建筑形制“在英国比较常见，但在日本几乎没有”。概括来说，整部小说的风格也正像其中三位重要人物——卓、让、玲王奈——一样，是“英日混血”的产物。

更值得注意的是，黑暗坡洋馆的庭院中还遍布着“爱丽丝”风格的装饰元素——“这里有一个猫的摆件，那边是扑克牌士兵”，“从这里的景致可以看出，建造这个庭院的人是一个很讲究、很喜欢出谜题的英国人”（岛田庄司《黑暗坡食人树》，张翔娜译，新星出版社2024年）。这座“爱丽丝”主题庭院，正可被视为伴随这场“传话游戏”——或者说，伴随小说人物——一同“渡来”日本的西方文化符号之一。而后，侦探御手洗洁一行人远赴苏格兰追寻真相时，更将英国称为“这是一个小说家的国度，众所周知这里曾孕育出大量优秀的幻想小说和推理小说”。我们完全可以将小说中此处所指的“幻想小说”与以“爱丽丝”故事为代表的英美文学传统相对应。例如，小说中詹姆斯·培恩对少女的病态迷恋，令人不禁联想到卡罗尔本人曾引发的争议；而培恩将少女尸体砌入墙中的犯罪手法，则显然承续了爱伦·坡的哥特小说名作《黑猫》。由此可见，“爱丽丝”正是伴随着这场横跨东西方世界的“传话游戏”，悄然渗入日本推理小说的文本空间的。另一个直接的证据还在于小说结尾：当御手洗洁探访藏有最终真相的“恐怖的美术馆”时，他毫不犹豫地说道：“让我们去爱丽丝的仙境探险吧。”

相较于《黑暗坡食人树》中对“爱丽丝”元素的隐性征用，北山猛邦的《“爱丽丝·镜城”杀人事件》（2003）更是直接将“爱丽丝”系列，尤其是其续作《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的风格元素，与小说情节深度交织。故事中，一群侦探受邀前往江利岛上一座名为“爱丽丝·镜城”的西式城堡，寻找传说中的“爱丽丝·魔镜”。一方面，这座“镜城”被描述为“一座把古堡和教堂塞进一个模子里、强行融合而成的建筑物”（北山猛邦《“爱丽丝·镜城”杀人事件》，冯骅译，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俨然成为千街晶之所谓“异文化的吸收常常伴随着过度化与畸形化”的具象体现。另一方面，小说在借鉴《无人生还》情节模式的同时，还将原作中的印第安小瓷人替换为更具“爱丽丝”风格的西洋棋棋子，并使城堡中的建筑细节与“爱丽丝”故事里的空间设计形成呼应。例如，鹫羽遇害的密室中设有一道成年人无法正常通过的小门，它“好像是模仿‘爱丽丝’掉到兔子洞后发现的那道门”。

除了塑造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与情节之外，《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最深刻的贡献，还在于构建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并置的“奇境世界”。这一世界观设定，在辻真先《爱丽丝梦境事件》（1981）、小林泰三《谋杀爱丽丝》（2013），以及早坂吝《爱丽丝罪恶奇境》等日本推理作品中，被进一步具象化为由梦境或虚拟现实技术所架构的平行空间。罪案与侦查在现实与“奇境”两个层面交替展开，形成了一种双线交织、互为镜像的叙事结构。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这些小说中连接两个世界的中介空间同样呈现出某种文化混杂的特性。比如在辻真先的小说《爱丽丝梦境事件》中，漫画编辑绵畑克二首次经由梦境进入爱丽丝“奇境”世界的地点——小酒吧“蚁巢”，其装修风格就是对英国酒吧“廉价的模仿”，“苏格兰威士忌和烧酒、洋房和兔子窝之间的差距被如实反映了出来”（辻真先《爱丽丝梦境事件》，木海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同时酒馆里还有一只名为“柴郡猫”的白猫，这些无疑都为人物的“穿越”行为提供了环境上的过渡与铺垫。另一方面，正如弘舟所指出的，爱丽丝坠入“奇境”的设定，与日本文学中的“神隐”叙事传统高度契合。在日本“八百万神”的泛灵信仰背景下，其民俗文化中始终存在着对于“异界”的想象——某人从现实世界突然消失，仿佛被神明或妖怪带往另一重时空。而在上述几部推理小说中，“爱丽丝奇境”正可被视作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神隐之地”。总体上来看，“爱丽丝”的故事不仅为这些作品提供了根本性的世界观框架，原作中那些荒诞离奇的情节，更被巧妙地转码为一系列精密的谜题，其形式涵盖死亡留言、密室杀人、时刻表诡计、叙述性诡计等不同类型，成为推理故事的核心装置；小林泰三甚至在小说中刻意植入大量看似毫无逻辑的对话，以模拟卡罗尔原作中那充满语言游戏与悖论风格的“胡话”（nonsense），同时进一步颠覆了现实世界与“奇境”世界的虚实辩证——在该小说结尾处，“看似正经的这个地球只是个梦，奇境之国却是现实”（小林泰三《谋杀爱丽丝》，丁丁虫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由此，“爱丽丝”故事的影响可以说贯穿了这些作品从整体世界观、故事情节构思、推理诡计设计到小说语言风格的每一个层面，深刻形塑了日本推理文学中一个充满怪诞与幻想色彩的独特分支。

作为“魔法”的推理

如果说前述日本推理小说是将“爱丽丝”故事中的奇幻元素挪用于推理框架之中，那么中国青年作家塘璜的《小雪与柴郡的密室》（2024）则呈现出一种反向的创作路径——将推理类型元素直接植入“爱丽丝奇境”的内部世界。例如，小说中主角在意外进入“奇境”后，将“疯帽匠的家”称为“礼帽馆”，即可视作对绫辻行人“馆系列”的戏仿与致敬。而整部小说的主线情节，亦可概括为“我”在爱丽丝的“奇境”中破解“疯帽匠茶壶失窃案”这一核心谜题。

在具体创作中，塘璜展现出了一种清晰的文学史自觉。他借小说角色之口指出，“那么多写推理小说的作家都喜欢用《爱丽丝梦游仙境》的设定当故事背景”（塘璜《小雪与柴郡的密室》，收录于《无名之猫》，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并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作品纳入这一谱系之中。总体来看，此类以“爱丽丝奇境”为世界观基底的推理小说作品，多少带有一点“设定系推理”的色彩；而“穿越”行为与异质空间的设定本身，也为叙事注入了强烈的游戏性。比如塘璜不仅在小说中明确自陈《小雪与柴郡的密室》属于“设定系”类型，更直接使用“出生点”这一电子游戏术语来指代主角进入“奇境”后的初始位置。此外，小说还试图将《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奇境”本身的幻想特质与“新本格”推理小说的幻想性建构相互关联，指出二者在底层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

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的规律，或许在我这种异界来客的眼中，丢掉一只茶壶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这个世界里，不能用那只茶壶招待爱丽丝，是一件足以毁灭世界的大事。这很合理。就像很多推理小说中，凶手与死者明明没有任何仇怨或利益纠葛，却会因一些在正常人看来愚蠢到惹人发笑的理由去杀人，然后制造复杂的密室和不在场证明一样。如果凶手不杀人，那个推理故事便也不会存在。这和爱丽丝没能参加茶会，这个世界就将不复存在是一样的道理。（《小雪与柴郡的密室》）

这段明显带有自我指涉与解构意味的内容，实际上将奇幻小说的世界观“设定”与设定系推理的“规则设定”进行了彼此间的概念叠合，从而为后文“爱丽丝奇境”中推理情节的展开做了必要的叙事准备。

《无名之猫》

鸡丁 拟南芥

慢三 塘璜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版

倘若我们将“爱丽丝”与“福尔摩斯”的象征性结合置于更广阔的文类视野中进行考察，就不难发现，近年来，中国本土推理小说对经典童话的借用与重构渐成趋势，并且呈现出明显的跨文化、跨类型创作活力。从中国香港作家陈浩基在小说集《魔笛：童话推理事件簿》（2020）中对《杰克与魔豆》《蓝胡子》《哈梅林的吹笛人》等欧洲童话所作的类型转写与故事新编，到李虹辰以《白雪公主和三个谜案》（2024）斩获“第一届新星国际推理文学奖·中短篇小说首奖”，再到塘璜的童话推理短篇小说集《灰姑娘谜局》（2026），其中收录了对《灰姑娘》《海的女儿》《白雪公主》《杰克与魔豆》《天鹅湖》等经典童话的“推理改写”……童话与推理之间的叙事边界正在不断被打破，二者的融合方式也愈发多元。比如相较于前文所分析过的《小雪与柴郡的密室》将童话与推理的两种“设定”相互叠加，塘璜的另一短篇小说《再见，海的女儿》（2024）则选择了更为彻底的改编路径。该作以安徒生经典童话《海的女儿》为基底，不仅将故事母题从“为爱牺牲”反转为“因恨复仇”，更在其中注入了颇具当代意识的性别议题思考。

当童话的奇境与推理的迷雾相交汇，当“福尔摩斯”闯入“爱丽丝”的世界，两种看似迥异的文类，不仅可以结合得天衣无缝，还能激荡出超越常规的想象火花——推理小说，未尝不是另一种属于成人的童话。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皇帝陛下的玉米”的短篇小说《一只水晶鞋》（2025）无疑构成了对这种文类融合的绝佳隐喻。这篇小说以“格林童话”中的经典名篇《灰姑娘》为蓝本，却将叙事视角转向了王子身边的侯爵大臣。这位化身为“侦探”的老臣，通过细致的物证调查与缜密的逻辑推理，成功破解了午夜钟声响起时神秘姑娘“失踪”的谜题。（皇帝陛下的玉米《一只水晶鞋》，收录于《奇物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年）在这里，严谨的推理能力俨然是另一种足以与童话魔法相抗衡的、属于现代理性的“神技”。就像在漫画《文豪野犬》中，江户川乱步虽然是“武装侦探社”里唯一没有异能的成员，却凭借其卓越不凡的观察与推理能力——即“超推理”——与强大的队友们并肩作战而毫不逊色。换句话说，推理本身即是侦探推理小说这一叙事类型自身的最强“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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