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解放前的军官学校,大家第最先想到的两个字肯定是“黄埔”,但我们细看三大战役或三大战场的蒋军前线最高指挥官,就会发现这六个上将中居然都不是黄埔毕业,倒是“剿总”副总司令里,有几个黄埔一期生,那就是当过徐州、东北两“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李延年,华中“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宋希濂,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范汉杰、梁华盛、陈铁。
跟黄埔系相比,“保定系”的“行辕上将主任”、“剿总中将总司令”却多得有点数不清,东北、中原(徐州和华中原本是中原一体,硬是被老蒋一分为二)、平津三大战场上,“东北行辕(后改为东北剿总)”第一任上将主任熊式辉、第二任上将主任陈诚,华中“剿总”上将总司令白崇禧,徐州“剿总”上将总司令刘峙,华北“剿总”上将总司令傅作义,无一例外出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只有替陈诚收摊儿的东北“剿总”上将总司令卫立煌不是毕业于黄埔,而是出自湖北陆军学兵营。
三大战场六个上将有五个出自保定军校,但他们似乎不太顾念同学之情,互相拆台下绊子的事儿也没少干,于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就出来了:被老蒋委以重任的“保定五上将”,最有能力的是不是白崇禧?最无能的是不是刘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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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有权威辟谣:所谓“黄埔军校”出了七百四十或三千将军纯属虚构,黄埔军校同学会及《广州市志》的说法都是国民党方面少将以上军衔的黄埔生为二百五十五个,1955年授衔,我军出自黄埔军校的将帅共五十三位,其中三位元帅分别是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教官、教授部副主任、武汉分校政治部准尉文书,并不算“黄埔生” 。
如果不算分校学生,黄埔军校总校在大陆时期共有五万二千四百三十八名毕业生,十二所分校毕业的学员、学生及军官约有十二万五千多人——读者诸君请注意,学员、学生和带衔培训军官是不同的。
总校分校都加上,黄埔军校在1949年前共有十七八万毕业生,但最终获得少将及以上军衔的,也就三百出头,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相比,“将军率”低得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近代上第一所正规陆军军校,到1923年8月停办共有九期一万一千多名毕业生,后来成为将军的超过一千五百位。保定系成将率为百分之十三点六,黄埔系成将率为百分之零点一七,即使不算分校只算总校,也只有百分之零点五七。
保定系一百个毕业生能出十三四个将军,黄埔系得二百或六百个里面才能出一个将军,两相比较,这差距也实在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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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系将军多得数不清,笔者前一段时间曾列一个名单,这里再罗列就重复了,咱们只需简单知道刘峙和熊式辉是保定二期,白崇禧是保定三期,傅作义是保定五期,陈诚是保定八期就行了。
当年蒋系高官出自保定军校的还有很多,比如华中“剿总”的副总司令李品仙、徐祖诒都是一期,夏威是三期,张轸是九期;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陈继承(步兵科二期)、刘多荃(炮兵科九期)、宋肯堂(炮兵科八期)、上官云相(步兵科六期)、吴奇伟(步兵科六期),在保定军校五期的上将总司令傅作义之下,八个副总司令有五个是保定军校毕业。
与保定系相比,黄埔系在各“行辕”、“剿总”显得“人单势孤”,兵权比较大的也就是杜聿明和郑洞国、范汉杰、郑洞国等寥寥数人而已。
保定系虽然没有做到一手遮天,但也掌控了蒋系大半兵权,在老蒋身边,保定系更是占据了参谋总长(顾祝同是保定六期)、空军司令(周至柔是八期)、海军司令(首任参谋总长兼海军司令是陈诚)等关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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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对保定系委以重任,还有一段“历史渊源”——保定军校的前身叫“通国陆军速成学堂”,老蒋是由孙星环(老蒋舅父之子)代考进入该学堂,又在该学堂通过了赴日留学考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蒋是所有保定系将领的“大师兄”,论起保定资历,他比刘峙、白崇禧都老。
老蒋之所以把重要兵权交给保定系,主要还是出于信任,对白崇禧除外。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上将总司令,是老蒋无奈的选择,白崇禧似乎也不是一点同学之情都不讲,他不肯接受老蒋任命,一方面是不想蹚淮海浑水,一方面也是顾念同学之情给刘峙留面子。时任“总统府少将参军、战地视察官”的李以劻在《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被歼概述》中分析:“当蒋催他月底到蚌埠指挥时,他突又变卦,复蒋电:‘陈刘两军未会合,华东由经扶(刘峙的别号)对付有余,无统筹兼顾必要,届时按情况兵力调动,均以大局为主,请释念。’表示不来就任。据俞济时说,自在十月底曾偷偷地飞至合肥和其桂系将领李品仙、夏威等商量过,怕形势不利,难以脱手,或许想留一个情面给刘峙。”
华中“剿总”作战处少将处长覃戈鸣在《桂系在淮海战役中的态度及白崇禧“备战求和”阴谋的幻灭》中证实,白崇禧拒绝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剿总”,为避免在南京被“留下”,就私下里找了学弟周至柔:“到南京之后的第五天,白崇禧临时通知周至柔派一架飞机给他使用,白带着原来由信阳到南京的几个人乘飞机,于当天午后溜回华中‘剿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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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给刘峙面子,白崇禧可能连黄维第十二兵团(该兵团属华中“剿总”序列)都不肯往徐州派,刘峙在徐州当甩手掌柜,但也不是啥事都不管,该跟老蒋和老白要兵的时候,他也是要说几句话的。
陈诚在以参谋总长兼任东北行辕主任的时候,跟傅作义联系也不少,有时候陈诚去东北,也要在北平中转,但同为保定系上将,陈诚和熊式辉却关系很僵,为了争夺东北行辕主任一职,熊式辉对陈诚恨得咬牙切齿,甚至希望陈诚在东北碰一个硬钉子。
杜聿明在《辽沈战役概述》中回忆了这对“保定同学(对头)”的恩怨:“盛传陈诚将去东北,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在一九四七年四月曾对我说:‘陈诚这个家伙现在窘极无聊,出坏主意。据可靠消息说,陈诚在关内指挥作战都失败了,想来东北出出风头,挽回他的面子,现在正想打我的主意。我走了你也难顶他,我们两人要想法子对付这个小鬼。陈诚是想在东北出风头打几个胜仗,以挽回他在蒋介石面前失掉的信任。东北共军不是陈诚所想的那么容易打。你等着瞧陈诚的好戏吧!’”
有人说熊式辉在东北的表现比陈诚强得多,也有人说这五个保定系上将中最无能的是刘峙,当时刘峙当徐州“剿总”总司令,反对声音就很大。时任“国防部”第三厅中将厅长的郭汝瑰在《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军统帅部的内部矛盾》中回忆:“蒋介石、陈诚、顾祝同等不放心白崇禧,所以另设徐州‘剿总’,任刘峙为总司令,以分白之兵权。当时国民党内部议论纷纷地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我那时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把这笑话谈给顾祝同听。顾说:‘徐州剿总的人选,我们考虑过两个人,刘经扶和蒋铭三(即蒋鼎文)。蒋铭三夜嫖日赌,不理公事,比较起来还是刘经扶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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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鼎文是浙江讲武学堂出来的,时任参谋总长的顾祝同,显然更相信自己的保定学长刘峙,两人入台后依然保持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当时白崇禧的处境很艰难甚至危险,但顾白两家的交情却没有断。
保定的同学之情,也可以说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老蒋在三大战场重用五个保定系上将带兵,确有任人唯亲之嫌,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的黄埔一期生最高也就是中将(胡宗南是中将加上将衔,1955 年 9 月正式晋升陆军二级上将),当行辕主任或“剿总”总司令压不住阵,所以只能重用保定系,至于这些保定系是否难堪大用,他已经顾得不许多了。
老蒋重用保定系是不是病急乱投医,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熟读解放战争史料的读者诸君,却可以给这五个保定系上将按战场表现排座次,细看之下大家可能会发现,这五人中综合能力最强的并不是白崇禧,因为他不但败得十分彻底,还在丢光本钱后去了台湾,最弱的似乎也不是刘峙,因为刘峙兵败淮海,能把锅甩给被俘的杜聿明,直接断送在他手上的部队,似乎并没有陈诚在东北丢的多,于是我们最后的问题也就出来了:这五个保定上将按能力、表现排座次,第一到第五应该分别是谁?陈诚肯定不如熊式辉,他是不是军事能力最差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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