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3日,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的训练场上,一个孩子的哭声打破了夏日的午后。
这不是训练的哨声,也不是进球的欢呼。监控画面里,前中国男足国脚申思,一巴掌扇在一名小球员脸上。孩子的母亲后来报警,说孩子“三天内在训练中被扇了二十多次耳光”。
一群十来岁的孩子,面对的是曾经的国家队主力。他们不会知道,眼前这个球技精湛、在训练场边呼来喝去的中年大叔,早在2013年就被中国足协处以“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的顶格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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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不知道,从2006年到2026年,这个人一直是这家俱乐部的创始大股东,持股三成。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但更荒唐的剧情还在后面。
时间拉回2013年2月。中国足协下发了一份编号为足纪字〔2013〕028号的处罚决定。白纸黑字写着:终身禁止申思、祁宏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
2012年,申思、祁宏因在2003年甲A联赛中收受贿赂、操纵比赛,被法院认定犯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足协的处罚是行业内的顶格惩戒,按照《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第二十四条,“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明确包含“投资、管理、比赛或其他”。处罚决定从法条上看,密不透风。
足协的禁足名单会定期更新,定期筛查。但筛查的是什么?是教练员资格证的申请,是正式赛事的报名名单,是官方注册体系下的各种填报。这套筛查机制在申思身上“运行”了13年,什么都没发现。因为申思根本不走那个系统。他的身份不在足协的数据库里,他在工商登记系统里。
两个系统,两套数据,谁也不看谁。
2018年,申思还以俱乐部董事长的身份,公开出席了上海市足协主办的青少年国际足球挑战杯。上海市足协是这场比赛的东道主,申思是受邀嘉宾,身份也是公开的。上海足协的管理人员就站在他旁边,没人问一句“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不是偶然。在青训这个圈子里,申思是谁、祁宏是谁,大家心里都清楚。他们带的队员拿过全国青少年比赛冠军,向中超输送过多名球员。家长都知道,把孩子送到“申指导”手里,球路上肯定没错。一个终身禁足的人,顶着“技术顾问”或者“股东”的名头,站在训练场边喊“跑位”“压上”,这一站就是十几年。直到那一巴掌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喊了回来。
掌掴视频引爆舆论后,足协的反应速度其实不算慢。7月18日,上海足协发布通报,确认申思的股东身份一直保留至今,并给出了处置措施:对上海幸运星俱乐部处以警告、罚款两万元、禁止注册新球员六个月,同时责成俱乐部限期完成股权变更,厘清禁足人员与俱乐部之间的资产关系。
两万块钱,对于一个运营近二十年、输送过多名中超球员的俱乐部来说,算什么钱?可能连申思一堂训练课的课时费都不够。禁止注册新球员六个月,对一家正在放暑假、七八月本来就不怎么招生的俱乐部来说,有什么实质影响?
真正左右局势的,是那个“限期完成股权变更”。所有人都盯着这个条款,想看看足协能不能把禁令从纸面落进现实。
答案很快就来了。
7月31日,距离上海足协通报刚刚过去12天,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的工商信息完成了变更。申思、祁宏同时退出股东名单和职务。动作之迅速,手续之顺畅,让人几乎以为这是一个事先排练好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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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手申思股份的,是一个叫“申平”的人。接手祁宏股份的,是“祁光华”。
天眼查信息很快被扒了出来。申平是申思的父亲,祁光华是祁宏的父亲。股份从儿子名下,原封不动地过户到了父亲名下。持股比例不变,法定代表人不变,管理层不换,训练方案不改,教练组不动。唯一变化的,是工商登记上的那两行名字。
这就是典型的换汤不换药。足协要求“隔离禁足人员”,结果隔离了一个名字。禁足人员本人被清出了股东名单,但他的亲生父亲坐进了那个位置。俱乐部的日常谁来管?训练是谁在带?战术是谁在定?这些东西工商登记上写不出来。
沪上媒体的报道里提到一个细节。申思父子二人,外貌上并无所谓“高度相似”,但谁都知道“申平”这两个字出现在股东名册里意味着什么。一位家长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送孩子去训练,站在场边喊‘申指导’的,还是那个人。”
掌掴事件发生在7月13日,股权变更完成在7月31日。中间这18天,足协、上海足协、俱乐部三方完成了一套从“发现问题”到“程序整改”的完整闭环。
然后呢?申思不持股了,申思的父亲持股。申思不在俱乐部任职了,俱乐部可以新聘一个名字和申思无关的“技术总监”。规则上挑不出任何毛病。足协纪律准则写的是“禁止本人从事”,没有写“禁止其父亲从事”。代持在法律上也不违法。一个合法公民,替儿子持有几家公司股份,无论在哪个法律条文下都站得住脚。
但这件事的核心本来就不在法律。2013年足协终身禁足申思,原因是“维护公平竞争的赛场环境,为重塑中国足球形象,促进中国足球的健康发展”。当时社会各界都认为这是“杀一儆百”的标杆式处罚。所有人都以为这个人从此和足球彻底无关了。
13年后,他在青训场上扇小球员耳光,俱乐部被罚两万元,股权从自己名下转到父亲名下。
足协的禁足名单到底能管住谁?仔细梳理一下会发现,它的管理效力有清晰的边界。凡是需要足协注册、认证、报备的,比如教练证、运动员注册、正式赛事报名,禁足人员无法进入。这些都是“体制内”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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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社会青训机构不是。一家民营俱乐部,注册地在工商局,业务是市场化培训,招生靠的是家长口碑和市场推广。足协看不到它的招生合同,管不到它的训练安排,也无权干涉它的股东变更。足协的监管权限,在俱乐部大门口就断了。
公安、市场监管、税务、教育,各有各的数据库。足协的禁足名单躺在足协的系统里,和工商登记系统之间没有任何数据接口。足协查人员,查的是自己的注册库。工商查股东,查的是公司法上的适格性。两套系统,两个标准,互相看不见。
代持的操作在实务中几乎毫无成本。一个被禁足的人,把自己名下的股份转给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只要双方同意,工商部门照常受理。足协纪律准则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三条,没有针对代持行为设置任何禁止性条款。不是不想设,是设了也管不了。一个行业协会,没有权力去审查一家工商登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谁。
2023年,新华社曾发表过一篇关于“禁足人员幕后执业”的内参报道。报道详细描述了一种模式:被禁足人员以股东身份掌控俱乐部运营,聘请名义主教练挂名履职,自己在幕后制定训练方案、遥控赛场战术。报道直接指出,这是“规避明面监管的成熟模式”。
那些在2012年目睹假球案审判的球迷,那些以为假球案尘埃落定的人,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十几年后,他们会在热搜上看到同样的名字。不是在看守所里,不是在悔过书上,而是在一家青训俱乐部的训练场边,以一种更粗暴的方式回到公众视野。
当年足协重罚申思,用的是“终身”两个字。这两个字的分量,现在看来,取决于你把它写在哪个系统里。写在纪律准则里,它有司法解释;写在工商登记里,它可以被亲情代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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