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门通报六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追责问责典型案例,这将如何影响地方政府财政管理?
碧翰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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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有位老乡说又去某某政府讨债了。
他是一位从事了几十年的包工头,如今也过了六十岁,当年给政府建的工程,至今还有余钱一百多万。
回到题目上来,对地方债务如此严厉追责问责,将会深深改变地方财政管理的逻辑。
一:过去是“敢于借债搞建设”,今天是“习惯过紧日子”。
过去,的确是有一批敢于举债的官员。在他们看来,地方只要敢举债,好处会留给地方,债务自有上级来买单,而且这样的事情还真就有过,一些举债搞的建设、项目、工程,最后真就有上面拨款或通过其它方式予以了解决。
不过,今天恐怕很难了。因为,财政状况发生了变化。
根据财政部2026年1-7月财政运行数据: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79839亿元,同比增长3.3%;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15447亿元,同比下降24.8%,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1731亿元,同比下降30.8%。
而地方刚性支出持续高居不下:1-7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138106亿元,同比增长0.5%,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下降9.5%,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同比下降17.4%。
另据西南财经大学《2025省市县财政状况报告》,全国2774个县级地区2024年平均财政自给率38%,最低的县在青海,仅约1%;最高的是江苏南京某区,约252%。
有鉴于此,地方财政状况,已经不容许盲目举债,不容许铺张浪费,需要真真实实地“过紧日子”,不少地方和单位不仅制定了“过紧日子”的文件,也切实省下了一些钱。
如,2025年天津压减非急需非必要支出58.7亿元,江西“三公”经费下降21%。
还有一些地方也不断细化“过紧日子”规定,最为突出的就是逐步取消了公务接待。
如,苏州要求高铁沿线公务出行原则上不安排公务用车保障,公务接待安排在机关食堂的,原则上提供同餐次职工餐菜品。安徽规定,严禁同城接待,优先选择单位食堂作为接待场所,陪餐人数不得超过3人;同一单位跨县(市)参会人员不能超过一人。
不少高校也纷纷出台“过紧日子”细则文件,涉及到出差、会议、培训、接待等等,如北京大学内部发文,要求落实“过紧日子”精神,起草了相关实施方案,引来社会关注。
二:“新官不理旧账”,不只是债务问题,而是涉及公信力问题。
新官必须理旧账,这是涉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问题。
如,时任贵州省委常委、毕节市委原书记吴胜华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债都是前面欠的,凭什么让我还”的错误言论,对化债工作完全放任不管,任期内毕节市债务余额不降反增,2024年全市隐性债务化债任务完成率仅为20%,排名贵州省倒数第一。近日,中央纪委、财政部联合通报了这一追责问责典型案例。
江西资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局长王某上任后,以“项目是上任局长的事”为由,对企业方张某承接的10.76万元庭院美化工程款,提出要按七八折结算,连续3年多拒不支付,导致张某多次提起诉讼,造成不良影响。
现在一些地方官员,以前任所欠和财政困难为由,不想方设法解决债务问题,还放任债务增加,这是典型地不担当不作为,也是能力极度欠缺的体现,更是严重损害公信力。
三:财政资金要真正花在“刀刃上、紧要处”。
钱不能乱花,也不是不花。也就是说,需要一边在非必要支出上做减法,一边在重点领域投入上做加法,要把财政资金用到关键处,真正起到“一两拨千斤”的作用。如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就是刚性支出。
数据显示,2025年中央部门“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比上年下降5%,与此同时,全国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预算安排分别增长6.1%和5.9%。
如,浙江“浙里报账”平台,在惠企利民资金兑付上,取消所有中间过渡账户,实现财政资金从国库直接拨付至企业和个人账户。2025年兑付近9万笔93亿元资金,人工差错率大幅下降,补助最快当天就能到账,彻底解决了传统模式下层层转拨、到账滞后的痛点。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有的地方单位“过紧日子”之后,连一些基本的必要的开支也不保了,该做的事也不做了,该花的钱也不敢花了,什么都想省,最终其实就是不想干事、躺平、避责,这样也是有问题的。
四:花钱要有监督,防止乱花钱、乱决策。
该花的钱就要花,花的钱要能产生效益。
问题是,哪些钱该花?怎样才算产生效益?这其中,当然得有一套科学完整的制度、系统作保证。
显然,监督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有制度层面的监督,还有技术手段上的监督。公开、大数据监测,等等,都是考虑的路径。
如,内蒙古政府采购“三重止付”预警体系,建立非中标供应商止付、超指标额度止付、非规范科目止付三项自动拦截机制,以刚性技术规则从源头堵住资金串用、混用漏洞。2025年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为试点,覆盖全区50个旗县,涉及249.09亿元财政资金,成功拦截340笔违规支付业务,守住2.54亿元专项资金安全,实现试点资金100%精准流向中标供应商。
现在还有个现象,就是有些小钱,往往是层层监督,看起来十分严密,各个方面的申报、审批、凭证、上网等等程序,要多繁杂有多繁杂;可有些大钱大项目,虽说也是道道关口,但用起来却顺畅得多。
五:不能只会“花钱”,更要会“挣钱”。
对于不少官员来说,他们想的最多恐怕就是如何花钱,我这个地方、单位需要多少预算,至于钱从哪里来,怎么挣?他们可能不会去想,甚至还可能在工作当中成为“营商环境”的破坏者,让本该挣钱的其他主体也挣不到钱。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地方还是精心关注产业的发展,取得了一些成功。
如,江西寻乌县财政将激励资金精准投向空压机首位产业,靶向招引16家上下游配套企业,从2016年“三无”起步,到2025年空压机年产量突破20万台套,占全国细分领域十分之一;规上工业总营收从53亿元跃升至140亿元。
合肥更是国内地方财政“既会花钱又会挣钱”的标杆级典型,早年通过财政资金定向投入京东方,后续又精准押注蔚来汽车、长鑫存储等硬核科技龙头,用百亿级财政引导资金,撬动了数千亿级的产业集群落地,直接把合肥从传统二线城市推升至“新能源汽车之都”“科创名城”的产业高地,大大充实了地方财力,实现了从“土地财政”向“产业财政”的转型。
或许这其中一些模式难以学会,但有一点是可以学得会的,那就是贯穿其中的经济发展理念,特别是如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一心一意谋发展,真正聚焦于抓经济、抓项目、抓产业,真正让市场和社会迸发活力,才是不少地方需要精心补上的一课。(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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