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证商标没了，官司还能赢吗？

——商标授权确权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八条的两种选择

作者 | 布鲁斯

很多企业在商标纠纷里最怕的，不是“打不过”，而是“打到一半发现关键障碍消失了”。更现实的问题是：引证商标（在先商标）被撤销之后，这场行政诉讼到底还算不算“该赢”，法院会不会因障碍已消灭就改判？

用一个假设场景开头最容易讲清楚：

企业A申请注册商标Z，被告知存在一件在先引证商标Y（或相关理由），于是A一边对驳回复审提起行政诉讼，一边又向商标评审体系申请撤销长期不使用的引证商标Y。 诉讼还没判完时，Y被撤销了——A的注册障碍已经“理论上消失”。 但此时法院到底应该怎么办？是“只看行政决定当时的情况”，还是“允许把后续障碍消除纳入审查基准”？

这正是2026年9月14日发布的中第二十八条要回答的难题。

2027年1月1日，新修订商标法将正式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两份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正是旨在把“法条衔接”和“裁判方法”提前固化，减少裁判尺度的不确定性。本文将着眼于两份征求意见稿中的商标法授权确权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第二十八条，与大家一起看看这份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对文章开头提到的情况如何回应。

最高法商标授权确权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八条提出了两套思路（文中表述为“方案一/方案二”，正式规则以最终文本为准）：

十、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依据商标法第二十条作出的驳回复审决定、不予注册复审决定或者无效宣告裁定，应当以被诉决定、裁定作出时的事实状态为准。” （方案二：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对诉争商标驳回、不予核准注册或者无效宣告的事由在人民法院作出商标授权确权生效裁判前不复存在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新的事实撤销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相关裁决，并判令其根据变更后的事实重新作出裁决；在生效裁判作出后不复存在，当事人仅以此为由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公众号：最高人民法院

第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依据商标法第二十条作出的驳回复审决定、不予注册复审决定或者无效宣告裁定，应当以被诉决定、裁定作出时的事实状态为准。 （方案二：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对诉争商标驳回、不予核准注册或者无效宣告的事由在人民法院作出商标授权确权生效裁判前不复存在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新的事实撤销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相关裁决，并判令其根据变更后的事实重新作出裁决；在生效裁判作出后不复存在，当事人仅以此为由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公众号：最高人民法院

• 方案一：以作出相关行政决定、裁定时为基准，强调审查基准稳定，后续障碍消除很难改变结果。
• 方案二：允许考虑生效裁判作出前消失的相关障碍；若满足条件，程序上可能撤销相关裁决、责令重新作出。

围绕这两套方案，真正要讨论的不是“法官想不想给你更宽的路”，而是：行政与司法程序的边界在哪里；后续事实变化如何被制度性地吸收；以及第三人利益与诉讼效率如何被守住。

一、为什么“障碍已消失”，仍可能卡在“行政诉讼的审查基准”上？

先把概念捋顺：在很多商标行政案件里，法院审查的对象是被诉的行政决定/裁定。行政决定作出时，法院通常会围绕事实基础、法律适用与程序合法性展开，具体侧重仍会随争点类型而变化。

因此，如果按照方案一的思路，法院在审查中可能形成一种“程序稳定性”倾向：

“行政决定作出时的判断通常以当时状况为基础；若障碍后来消失，是否以及如何吸收到本案审查基准中，往往受到程序边界的约束。”

这听起来可能对申请人不友好，但它背后有两层制度理由：

• 边界理由：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后，司法审查要避免变成“行政替补”。
• 确定性理由：如果任何后续变化都能推翻审查基准，诉讼将长期漂移，市场秩序和程序效率都会受影响。

问题在于：商业世界不会等法院判决“再发生变化”。企业最真实的感受是——我为解决注册障碍已经付出了成本，为什么不能把障碍消失作为裁判要素？

二、方案二的“让步”逻辑：把截止线放在“生效裁判之前”

相对而言，方案二更倾向于回应企业的直觉：

如果引证商标在诉讼期间被撤销，那么法院可以考虑将该情形纳入程序处理框架。

方案二的关键并不是“障碍消失就直接核准注册”（这在制度层面往往难以等同为当然结果），而更偏向一种程序性纠偏路径：

• 在生效裁判作出之前，若相关障碍已消失，理论上可能为相关程序性处理提供依据（如通过撤销并责令重新作出等方式实现纠偏）。

这意味着企业获得的并非“自动胜利”，而是程序上更可能把后续变化纳入到“重新评价”的制度轨道之中。与此同时，具体能否走到更强的程序性纠偏，还将取决于障碍消失的范围与时点、举证与期限安排，以及第三人利益保护等前提是否满足；在实践上，该设计也更有可能在多方利益之间实现较为平衡：

• 申请人：至少能把后续障碍消除纳入程序闭环；
• 行政机关：不被司法“替代实体决定”，而是被要求重新评估；
• 第三人：可以通过程序规则（例如中止、通知、举证与期限）被纳入保护。

围绕第二十八条的争点，最容易让读者“听懂并带走判断框架”的写法，不是直接堆规则，而是把争议压缩成三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这样也能自然解释方案一/方案二背后的制度逻辑差异。

1）不考虑障碍消除，会不会让申请人“白等”，甚至失去顺位利益？

在引证商标被撤销之后，注册障碍已不复存在。申请人真正担心的是：如果法院在本案中坚持只看行政决定作出时的状态，那么申请人可能需要重新走程序，付出新的时间成本。更现实的是，商标制度以“申请在先”为基础的排序逻辑往往会影响其权益落点——即使实体理由已变，程序层面的顺位与衔接是否仍能被有效承接，申请人未必能如愿。

因此，讨论的核心不在于简单判断“障碍消失要不要算”，而在于：如果不将该变化纳入本案审查，申请人的等待成本与机会成本如何分配，进而如何影响其救济路径的确定性。

当制度选择与程序承接不足时，容易出现“障碍消除发生了，但本案救济仍无法即时对接”的落差；这正是第二十八条需要处理的关键张力之一。

2）如果考虑后续变化，如何避免诉讼被当作“等待开关”，让程序成本被无限外溢？

反方最担心的不是公平，而是可预期的秩序被破坏。若障碍在诉讼期间消失就当然推翻审查结论，可能导致当事人把行政诉讼当作“拖到别的程序结果出来再说”的工具：

一方面，案件可能被动延长；另一方面，市场主体会在更长时间里承受不确定性——例如交易、授权、投标、渠道投入等都需要稳定预期。

所以即使倾向于考虑障碍消除，也必须回答：在什么时间点内才允许引入新变化？以什么方式提出、提交、审查这些变化？以及哪些情形需要在程序上设置限制，避免持续引入新变化导致审查基准被反复改写？

只有把“何时能用、用到哪一步、逾期怎么办”讲清楚，才能避免把诉讼变成等待策略。

3）行政程序中止与关联案件衔接要不要同步完善？

引证商标撤销、驳回复审/不予注册复审、以及行政诉讼本身，常常是不同通道运行的多个程序。第二十八条谈的是法院如何确定审查基准，但企业实际面对的是“多个程序同时跑”的复杂局面。

因此必须进一步追问：当障碍消除来自另一个程序时，现有衔接机制是否足以让该案实现“有限吸收”？例如：

• 是否具备明确的中止触发条件，避免法院作出前反复拉扯；
• 是否规定了证据提交的期限与标准，让障碍消除不是“口头宣称”；
• 是否能对第三人利益作出足够通知与风险控制，防止第三人因程序悬置承担不可预测后果。

只有当法院端的审查基准规则与行政端的程序衔接规则形成闭环，第二十八条的“有限吸收”才真正能落地，既能回应企业的救济需求，也能守住程序终局性和市场稳定。

四、可取的制度取向：允许有限吸收“障碍消除”，但把程序边界钉死

第二十八条的争点，并不在于“障碍消失后要不要算”，而在于把障碍消除如何进入裁判审查这一问题上，做到“公平有门槛、确定有截止”。更稳妥的制度取向应当同时回答三件事：能不能吸收、吸收到哪里、谁来承担等待成本与不确定性。

首先，应当坚持有限吸收的截止线。也就是：只有在生效裁判作出前已消灭的相关障碍，才具备进入审查基准的可能性。这样做的直接效果是把诉讼的终局性保护住，避免程序被持续拉长、市场预期被反复扰动。对比之下，如果事后障碍消灭也能当然推翻审查结论，既会削弱行政与司法裁判的稳定，也会让类似案件形成“等结果更新再动手”的预期，进而放大策略性拖延。

其次，吸收障碍消除不宜直接等同于“实体当然胜诉”。更符合行政审查的分工方式是：当确有可证实的障碍消除情形时，法院更可能采取程序性纠偏（例如撤销并责令重新作出相关裁决/裁定的路径），让行政机关回到其法定评价框架内完成事实与法律的再认定。这样既能回应申请人的实质诉求（障碍已不存在），又能避免司法过度替代行政的初次裁量或事实认定。

再次，配套规则必须落在可执行的程序要件上，形成“可中止、可举证、可告知第三人”的闭环。中止条件不能只停留在原则性表述，应当明确：

1）何种“障碍消灭”属于可认定对象、由何类文件或状态予以证明；
2）申请人应在何阶段提出、提交哪些材料，逾期将产生何种程序后果；
3）第三人利益如何被通知与保护（包括被诉行政行为所指向的既有权利基础、潜在的市场竞争格局变化），避免让第三人被动承受“可能翻案”的悬置风险。

当上述要件在规则层面形成闭环时，第二十八条的制度价值更可能从抽象公平转化为可预期、可操作的程序救济效果。

知产力判断

如果第二十八条未来正式采纳“有条件考虑障碍消除”的思路，其影响重点将不只落在“这次官司能不能赢”，更在于：法院如何在不破坏程序终局性的前提下，将后续事实变化纳入可预期、可操作的程序框架，从而影响企业对流程节奏与成本投入的安排。

第一，它会影响维权与配套程序的联动方式：企业更可能根据障碍消除的时点，提前规划并行进行的撤销/复审/诉讼路径，减少“程序等待与实体判断”之间的脱节。

第二，它会影响等待成本与救济确定性：只有当中止触发条件、举证与期限安排以及第三人利益保护配套清晰时，才更可能降低“投入了障碍消除成本，但救济路径仍不确定”的不对称感。

第三，它会影响市场稳定性与第三方风险边界：程序窗口越清楚、通知与保护越可落地，越有助于第三方在合理预期下安排合作与交易；反之，若缺少衔接机制，诉讼悬置将对市场形成更长的制度不确定性。

因此，理想的制度走向并不是让某一方当然获利，而是让关键判断在规则化的程序路径中得到吸收：既能回应后续变化带来的实质不当风险，也能通过边界设计守住程序效率与第三人利益的稳定。

封面来源 | 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