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用英文写一本关于埃及革命、六年政治监禁和流亡美国的回忆录，意味着什么？
对《Huna》的作者来说，这意味着她从一开始就走进了一个矛盾。这本书叫《Huna》，写的是埃及革命、在埃及六年的政治监禁，以及她在美国的流亡生活。当它进入英语世界时，已经背负着某种沉重的预设——阿拉伯监狱回忆录，常常被当成一场酷刑奇观，供世界另一端的读者安全地消费。
这种消费，往坏了说，是把苦难当作“他者野蛮”的证据；往好了说，也不过是一场善意的同情练习，对象是“那边”那个不幸的“他者”。
一种被要求表演的伤口
巴勒斯坦诗人法迪·朱达曾对作者描述过一种现象，叫“自我的戏仿”。意思是，自我被迫表演一个可辨认、可接受版本的伤口，哪怕是在表达异议的时候，也得先让自己变得“可读”。
这正是作者在写作中感受到的压力。用英文写《Huna》的张力，在过去几年加沙发生种族灭绝的背景下变得更加尖锐。英语不只是用来润滑杀戮、粉饰杀戮、授权杀戮的语言；它就印在那些正在对巴勒斯坦亲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导弹和火箭上。
在这样的时刻，假装这种张力没有渗透进自己写的每一行，已经不可能了。
解释，也是一种代价
西方出版业倾向于带着这种“可读性”的压力运作：这里加一点翻译，那里加一处斜体，也许再加一个脚注——就像在假定的目标读者进入那个陌生的房间之前，先递上一根扶手。
作者并不反对解释本身。恰恰相反，解释可以是一种技艺，一种关怀，是写作者对读者应尽的一部分责任。但在这个故事特定的政治张力中，在这种语言里，在这个文学市场上，不加批判的解释，也可能从一个人的尊严里索取高昂的代价。
一个问题随之浮现：一个世界必须把自己变得多透明，假定的读者才会认为它值得被遇见？
这正是“anbara”的语言和内容双重性所指向的东西——它邀请的，首先不是理解，而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种关系模式。
英语要求这本书回报什么
所以，在写《Huna》的时候，问题不再只是“我为什么选择英语”，而是“英语要求这本书回报什么”。
作者曾在别处写道：“当我伸手去够阿拉伯语时，我够到的是激进的爱；当我伸手去够英语时，我够到的是货币。”货币，意味着流通、政治触达、命名的能力，也意味着跨越那些正在碾碎我们身体的边界，去建立跨国团结的能力。
于是，技艺上的难题变成了：如何用英语这种“货币”，不完美地写出一部有尊严的文学作品，同时又不让英语成为它的主权者？
作者发现，借助爱德华·格利桑的“不透明权”概念来思考是有帮助的：一个文本不必先向透明屈服，亲密关系才能开始。为什么要把进入一个文本的欢迎感，等同于对写作者的掌握和征服，而不是把不透明看作进入另一种关系的邀请？
于是，有时候她在解释感觉像关怀的时候去解释；有时候，她让意义在节奏中慢慢聚集。
这不是一个关于如何讨好读者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如何在另一种语言里，守住自己尊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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